發達國家正在經歷的債務危機，既源于各國政府為拯救身陷困境的銀行而將后者的“問題資產”包袱背到自己身上(這使其國債與GDP之比在最近兩三年提高了30個百分點)，也和歐洲統一進程中貨幣一體化和財政一體化不同步有關。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菲爾普斯教授看來，眼下這一輪債務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是銀行向主權國家貸款的風險變大，而主權債務既無擔保物，也無相應契約保證，還沒有辦法強制政府履行償債義務。“巴塞爾協議III”認定國債無風險，從而加大了銀行對各國政府債券的胃口，導致銀行積累了大量“問題國家”的債券，并由此引發了雙重悲劇：不負責任的政府過度借債，而風險轉移到了銀行。針對主權債務危機通過銀行系統對經濟造成大范圍沖擊這一困局，菲爾普斯主張修改銀行監管條例，使銀行只能向那些真正擁有還款意愿和能力的政府貸款。法國兩家銀行因持有過多“問題國家”債券而被降級，并由此引起了市場恐慌，可以被視為對菲爾普斯診斷的一個典型印證。
除了菲爾普斯教授的獨特視角外，超出弗格森和阿塔利討論范圍的還有兩點。其一，美國和歐洲的主權債務都是以其主權貨幣方式存在的，亦即它們欠的是自己印刷的美元和歐元，而這兩種貨幣又都是國際關鍵貨幣。至少從理論上講，這意味著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可以通過發揮國際最終貸款人之功能進行自我救贖。英國當年能夠撐持下來，就和英鎊所扮演的世界貨幣角色密切相關。其二，盡管歐元體制目前還無法像美聯儲那樣行事，比如施行數量寬松政策，但這不等于說將來的歐洲央行永遠不會成為美聯儲的翻版。對歐洲而言，通過立法改變其央行的行事準則，讓其既承擔穩定價格、又承擔促進經濟增長的職責，也是消弭主權債務危機的一條出路。
沒人喜歡危機，但危機中總含有機會。重債務國通常可以靠外部援救渡過難關，只要接受救援者能認可救援者提出的條件。其實所謂“歐豬國家”今天麻煩的種子從歐元區創立之日起就埋下了。所有參與創立歐元區的政治領導人都明白，缺少財政一體化的歐洲遲早會因為個別成員國的機會主義行為而發生危機。但在歐元創立之初，歐元區財政一體化嚴重缺乏政治基礎。鑒于歐洲統一業已成為讓歐洲國家在未來大國博弈中繼續發揮影響力的不二選擇，貨幣一體化進程先于財政一體化啟動。由此可見，歐債危機也可以說是一場期待中的危機。歐元區主導國家可以利用這次債務危機，通過救助重債國來開列出條件，來實現、至少是部分實現財政一體化目標。實際上，隨著危機的蔓延與深化，歐洲財政一體化進程已經啟動。德國議會9月底通過擴大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FSF)議案，使其承擔的貸款擔保份額從1230億歐元增至2110億歐元，條件之一是歐盟委員會要發揮更大的財政功能。
如果說本文要得出什么結論的話，那就是：一，人類在創造國債的同時也能夠發現某些應對債務危機的手段，人類就是在這樣的循環與矛盾中步履蹣跚地走過來的；二，主權債務危機將會像無法治愈且不時發作的慢性病一樣，將在長時期內伴隨著人類社會；三，主權債本身不必然是人類的敵人，從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發達國家都屬于國債游戲的最早一批且仍舊在玩的大玩家；四，在發達世界正在經歷的債務危機并不比之前經歷過的危機更危險，因而它對當下和未來實體經濟的影響很可能比多數人認為的要小；五，和以往的歷次債務危機類似，本次危機也有一些解救的出路，至于選擇哪一種或哪幾種主要取決于政治的可行性；六，這輪債務危機對某些系統重要性經濟體也孕育著機會，能否充分利用其中的機會事關未來世界格局；七，債務危機會不同程度地破壞信用損害市場加劇經濟波動，綜合其他因素后可以大致判定，未來一年內發達經濟體出現衰退風險上升并進入一個長達3年左右的低速增長時期，全球經濟增長亦受其拖累。
最后補充一句，弗格森羅列的五種“賴賬”方式為：一，向富裕人群或公債持有人直接征稅；二，通過立法削減債務利息；三，延期償付債務(違約)；四，通貨膨脹；五，提高經濟實際增長率。阿塔利歸納的緩
解或消化國債的途徑為：一，更高的稅收；二，更少的支出；三，更快的增長；四，更低的利率；五，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六，發動戰爭；七，尋求外部救援；八，違約或債務重組。“賴賬”的方式形形色色且有彈性，意味著后人還有發明創造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