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0月以來，中國政府頻頻釋放出宏觀政策微調的信號。不管是溫總理深入溫州解決民間高利貸的資金鏈條斷裂情況，還是隨后的微小企業定向扶植政策和相應的增值稅改革計劃，都凸顯了持續緊縮之后，宏觀政策在方向和力度上的微調。經濟增長勢頭雖未如同2008年那樣因為遭遇國際金融危機出現斷崖式下跌，但是明年相對不確定的國際和國內宏觀形勢卻足以讓中國的政策決策者在這個經濟周期中注意到經濟政策需要提前做出預判和調整。
在政策微調的背景之下，各方的焦點都對準了這次宏觀調控的重要組成部分：針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這一波始自去年4月的號稱史上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不經意之間已走過了一年半的歷程。政策的效果也從當初被一些開發商笑談為“中央空調”演變成了少部分人對本輪調控可能導致地產崩盤的擔憂。為了避免將中國經濟拖入硬著陸，市場中又有了政府或將不得不再度出手救助之議。房產開發商一年半來態度的巨大轉變，恰恰反映出了這輪宏觀調控雖然效果緩慢，卻正在逐步體現出顯著的累積效應。
隨著上周部分一線開發商的新樓20%至30%的降價幅度開盤，在上海出現某小區老業主的退樓潮乃至對開發商的過激行為，由此，在一些人看來，似乎這波房地產調控已收到了預期效果，該到了出于穩固經濟而收官的時候了。糾結于樓市的各個市場主體也紛紛嗅探政府政策走向的蛛絲馬跡。一個接一個的試探氣球通過各個渠道釋放了出來。在筆者看來，廣東佛山限購令“朝令夕改”，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案例了。佛山的解除限購令“一日游”，讓市場情緒玩了一把過山車。不過，緊接著10月29日的國務院辦公會議再次重申了堅持房地產調控方向不動搖的決心。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決策層并未動搖和改變房地產調控的主基調。筆者認為，在通脹拐點確立，兼顧經濟增長所需的定向寬松的背景下，仍然要堅定不移地將房地產調控堅持下去。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中國避免重蹈當年日本覆轍的唯一出路。在財富分配差距遠遠高于日本的情況下，假如我們放松調控，任由投資性需求吹高住房資產價格的泡泡，那我國的未來恐怕不是像日本那樣失去二十年那么簡單了，更有可能會陷入“拉美化”的社會動蕩。因此，即便保障房還是行政限購的政策有各自的局限和缺點，但是這仍不失為解決房地產過去十年超速發展形成的痼疾的權宜之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不得已為之的辦法。無論怎么說，更是中央政策制定者為了扭轉社會對資產泡沫的預期所展示的重要決心宣示。
在經濟轉型的關鍵節點，在中國社會結構面臨重新洗牌的當口，政府的信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用去談什么房地產綁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老調，靠投資拉動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確實走到了盡頭。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之所以會有陣痛和阻力，正是由于不同利益集團和階層捍衛自身利益的沖動在內。古人云“肉食者鄙”，是說某個特定利益集團的成員會把集團的利益放在全局和整體的利益之上。歷史上類似的教訓不勝枚舉。愈是面臨大的時代轉折，這種結構性的矛盾也就越是尖銳和突出。能否妥善處理這些矛盾，直接關系到能否恪守科學發展觀的思想，真正構建一個整體的和諧社會而不是某一階層內部和諧的大局。
經濟結構的轉型過程，知易行難，這一點，日本已經以過去二十年的曲折經歷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真實的樣本。造成日本經濟持續不景氣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無可否認的是，利益集團與經濟結構調整糾葛極深，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盡管中國特色的改革以試錯式的“摸著石頭過河”而著稱，但在靈活性和原則性的平衡上，當下在房地產的調控上更應強調的是原則性，而非靈活性。在中國現行的政績考核和各級政府官員的評估體系中，任何中央政策的變動放緩，都極可能被地方政府按照自身的利益訴求去化作“適合本地發展”的解讀。假使因此造成地方政府在執行中與中央精神背離的情況，后果就很嚴重了。
好不容易房地產調控持續了一年半，才開始有了些效果，現在無論如何都要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這將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這一關能否最終闖過去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