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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日前要求，根據《行政強制法》的規定，各地區、各部門要加強對行政執法人員的資格管理，對不具備資格的人員，要堅決調離執法崗位，今后一些臨聘人員將不能參與執法。此前，鄭州市已叫停該市金水區試行的城管業務外包行為。（《河南商報》12月8日）
禁令之下，“臨時工”果然能從行政執法隊伍中消失嗎？至少從執法現狀看，我并不樂觀，因為“事多人少”是一個長期困擾行政執法部門的老問題，“臨時工”甚至已成為一些執法部門的主要力量，如果禁止臨聘人員參與執法，則必將面臨極為嚴峻的執法主體缺位現象。在此情形下，那些行政執法部門自然會創造出種種“變通”之法，以順應這種嚴苛的禁令。
可見，行政執法的規范，不能僅僅著眼于禁止“臨時工”，還應厘清執法權界限、堅決避免執法的模糊地帶。
這些年來，公眾對于行政執法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執法濫權侵害群眾利益上，至于執法者的身份，倒并非首要關注的問題。在一些行政執法機構，“臨時工”似乎成了一根專門“頂罪”、“背黑鍋”的救命稻草。一旦惹出事端，相關部門馬上就會宣布，執法不當人員系臨聘人員，無非是想通過這種區分，以求免責而已。事實上，“臨時工”往往不過是執行者，這一群體確實可能存在著整體素質不高、執法簡單粗暴等問題，但這些問題不過是一些表象而已，根源仍在于時下一些執法部門根深蒂固的執法經濟。
執法權限、執法邊界為什么會模糊不清？道理很簡單，惟有邊界模糊的權力才可能游刃有余，予取予求。當然，在執法部門，這種不清晰往往表現為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上。就像前兩天山西盂縣交警查車罰款，一個手指頭100元，兩個則是200元，這里面并沒有具體的標準、尺度和邊界，完全聽從交警的手掌神經指使。還有城管執法，盡管并沒有哪條規定城管可以強奪攤販財產，但是這并不妨礙城管以扣押的名義強制執法；也沒什么條文規定，城管可以打人，但這也不妨礙鄭州城管毆打賣紅薯的老爺爺。
規范行政執法的關鍵，在于約束權力、杜絕執法經濟。只要執法部門有牟利沖動，過于依賴執法經濟，甚至陷入“養人就要罰款，罰款為了養人”的怪圈，則濫權執法就不會真正根絕。可見，制定規范細致的用人、管人制度當然很重要，但還遠遠不夠，還應以明晰的制度約束其執法的權力，規定其執法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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