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深入剖析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既有金融領域的，又有社會領域的。總的來說，這次危機集中暴露了美國資本主義制度難以克服的深層次矛盾。
從經濟制度看，自我標榜“民主、自由王國”的美國，極力倡導和推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占據了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極力倡導自由化，推行全面私有化，主張國家干預最小化，給經濟領域各項制度打上了“自由放任”的烙印。美國作為新自由主義的發源地，極力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由此，不僅導致了政府對市場的自由放任，金融監管的日趨廢弛，而且還使美國居民貧富差距迅速拉大。據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統計，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大公司主管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職工人平均工資的40倍，而進入21世紀擴大到了367倍。這樣，一方面，導致美國普通居民收入偏低，社會消費能力不足，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提振消費，同時對房貸領域的監管也放任自由；另一方面，大量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這些富余的資本由其貪婪的本性，決定了必然要尋找賺錢的機會，大肆炒作房地產成為它們的首選，美國房地產泡沫便因此不斷膨脹。在缺乏金融監管的背景下，過低的房貸利率和不斷攀升的房地產價格，使金融和房地產之間惡性循環，共同演繹了這場影響全球的美國次貸危機。
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的設計，從根本上講是為資本家利益服務的。作為世界上金融最發達國家之一的美國，其政治制度的設計，從根本上講更是為金融大資本家服務的。比如，美國的民主選舉，表面上看是美國老百姓在選少數人，而實際上是少數金融大資本家在比拼、在角力。因此，每一任美國新政府對那些扶持他們上臺的金融大鱷們，不得不言聽計從，他們的財政貨幣政策不能不依據這些金融大鱷們的意愿來制定。“9·11”后疲軟的美國經濟，使那些金融大鱷們缺少了大肆賺錢的機會。因此，對外就通過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大把地賺軍火錢，對內通過炒作房地產賺錢。這就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深層背景。有學者分析，美國是金融資本最發達的地方，也是政治制度為資本服務最好的地方。危機爆發前，美國政府放松監管，促使金融資本無限擴張，使華爾街變成了一個瘋狂逐利的“大賭場”，金融大亨們賺足腰包；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的救市努力，又是用所有納稅人的錢去維護金融資本家利益，而陷入困難的窮人則很少能得到救助，更有甚者，這些資本家一面出手向政府要錢，一面仍給自己發放巨額獎金。所以說，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是美國為大資本家服務的政治制度本質的一次集中展示。
從某種意義上說，金融是一種信用關系，而信用關系是以社會的道德基礎為條件的。美國的資本主義政治背景，決定了它的社會道德體系的本質是由金融資本家的貪婪本性所決定。金融大鱷們為了滿足其永遠都沒有止境的欲望，不惜通過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制造驚人的金融泡沫賺錢。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曾對資本主義道德體系提出了批判，認為金融危機正是源于資本主義的惟利是圖、貪婪以及道德淪喪。正因如此，《紐約時報》一位專欄作家呼吁：“我們需要的不光是金融救援，我們需要的是道德救援。”
這場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上世紀80年代以來，盡管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比如，民主的形式在完善，政府在某些領域的監管在形式上不斷加強等等，但其民主和監管的本質沒有變，為金融大資本家服務的宗旨沒有變，其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沒有變。所以說，國際金融危機是傳統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現代版，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法根本解決的內在矛盾的集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