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對外金融領域的各項改革已取得長足進展，對外金融資產規(guī)模急劇擴大。現(xiàn)在，如何在中國經(jīng)濟由大國走向強國的進程中讓金融扮演更重要角色，如何讓龐大的金融資產真正發(fā)揮影響力，已經(jīng)成為擺在決策者面前的戰(zhàn)略性命題。
近期人民幣匯率出現(xiàn)異動，這讓我們重視審視人民幣國際化之路。事實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根本不在于價格，而在于定價權和主導權。短暫的匯率波動不應成為延緩人民幣國際化的借口，人民幣國際化戰(zhàn)略不可輕易中斷。中國當下的人民幣國際化本來就是在國內金融改革尚未完成，利率、匯率等金融價格尚待市場化，資本項目管制沒有完全放開的背景下開始實施的。現(xiàn)在，人民幣彈性空間打開，中國可以利用當前外匯市場供求趨于平衡的機會，增強人民幣彈性化，確立一套明確的、貫徹人民幣匯率改革目標的人民幣匯率浮動規(guī)則，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等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
中國人民幣“走出去”的跨境貿易結算取得重大進展。兩年多的人民幣貿易結算推廣，到去年年底人民幣貿易結算累計已經(jīng)超過2萬億元，其中約90%集中于進口業(yè)務領域。貿易結算的單向偏離，讓人民幣國際化變?yōu)橘Q易部門賭人民幣升值套利的工具，并導致外債結構短期化。如此一來，短期資本流動的風險增加，并拖累貨幣政策調控。貿易結算是貨幣最基本的功能，但貿易結算的單向性只能反映出人民幣在此功能領域的缺位，同時反映出“中國制造”國際定價權的缺失。這也意味著，“中國制造”競爭力的提升與人民幣國際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人民幣既要“出得去”，也要“回得來”。現(xiàn)在的問題是，貿易結算形成的人民幣大量堆積在香港，目前在香港已經(jīng)超過6000億元，到2012年年底很可能超過1萬億元。盡管去年前11個月離岸人民幣計價債券的發(fā)行總額達到991億元，幾乎是前年全年發(fā)行規(guī)模358億元的三倍，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中心并未名至實歸，無法容納井噴的人民幣投資需求，這意味著香港的準備不足。
如果無法形成海外自循環(huán)的市場機制，人民幣就談不上國際化。當下離岸人民幣大量閑置是單向貿易結算豪賭人民幣升值應該付出的代價。香港更主要的工作還在于發(fā)揮國際金融中心的金融創(chuàng)新功能，發(fā)展人民幣計價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以及讓人民幣通過資本輸出走向世界，逐步形成并壯大離岸人民幣自循環(huán)市場 。
外儲是中國巨大的國民財富。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占到全球外匯儲備9.4萬億美元的近三成，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儲的三倍，但與日本等國不同的是，我們是典型的“官方儲備國”，外匯儲備大部分由央行持有。
然而這種“官方儲備國”的集中風險比較大，所產生的貨幣不匹配將使國內金融市場的投資組合難以實現(xiàn)均衡，也使貨幣當局對貨幣和流動性的管理變得更加困難。央行還面臨“不可能三角悖論”。在資本跨國流動渠道日益增多的情況下，提高利率會吸引以套匯、套利或套價為目的的國際投機資本更大規(guī)模流入，反過來會加大央行沖銷壓力。在國際資本流動自由度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我們試圖穩(wěn)定匯率，必然難以繞開“不可能三角困境”，貨幣政策自主性受到嚴重挑戰(zhàn)。
因此，對中國而言，如何改變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結構，真正實現(xiàn)從“藏匯于國”向“藏匯于民”的路徑轉變意義重大。在對外匯儲備結構考察中需要關注四大關系，即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美元儲備與非美貨幣儲備的比例、流動性高的資產與收益率高的資產的比例、放在美國銀行和分散放在其他國家銀行的儲備資產的比例。這四大比例關系可以概括為：安全性、真實性、流動性、盈利性四原則。
在這四大比例關系中，第一位是官方儲備與民間儲備的比例。儲備的重點放在民間不僅僅是“藏匯于民”，它首先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財富水平、儲備水平和匯率水平是否真實。在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貨幣定價權越來越不依靠政府，只有民間儲備大于官方外匯儲備時，這個國家才真正富強。當企業(yè)和老百姓敢于持有外匯資產才說明他對本國貨幣更有信心，這個國家的匯率才真實。當前，中國需要啟動新一輪外匯管理體制的全面改革，通過新的制度安排促進儲備結構的調整，真正由“藏匯于國”轉向“藏匯于民”。
對外金融領域還有一項重大的格局轉變就是變“債權投資”為“股權投資”。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已經(jīng)高達46152億美元，其中對外金融負債26301億美元，對外金融凈資產19851億美元。然而從收益率結構上看，中國對外負債的回報率，要遠高于對外資產的收益率。以中國持有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計算，我國儲備資產的收益約為3%-5%（現(xiàn)在還不到2%），外國直接投資在我國的收益平均在20%左右。按此估算，3萬億美元的儲備資產年收益約1013億美元，1.53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為3060億美元，相差近3倍，凸顯出我國“負債高成本，資產低收益”的嚴重失衡局面。
未來，必須重新審視如何管理好如此規(guī)模龐大的對外金融資產。大規(guī)模投資于發(fā)達國家國債的儲備資產流向需要根本性改變。要將債權轉換為對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經(jīng)濟體的股權投資和權益投資，真正把外儲資產用于中國實體經(jīng)濟在海外的拓展。通過多元化的資產配置提高儲備資產二次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真正讓儲備資產發(fā)揮全球化資源配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