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inhart和Rogoff(2008年)從歷史角度進行的分析發現，金融危機之后總是伴隨著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的增加，主權債務風險因此大大提高。僅僅時隔一年之后，這個論點就被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所證實，而到了2011年，金融危機的影響開始從華爾街轉移到了美國政府的主權信用上。
1、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無空間
從2008年秋天以來，美國政府為了穩定金融市場和刺激經濟增長，小布什政府與奧巴馬政府先后實施了五輪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推出的財政支持計劃將近20項。盡管這些財政擴張對于美國經濟的穩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美國政府的財政擴張最終使得金融機構的債務轉變為美國政府的債務。
美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二者對美國財政的貢獻率超過80%。在美國經濟放緩，就業形勢惡化的背景下，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都難以大幅增長，而對于以消費為主的美國經濟來說，如果對民眾加稅又將抑制本已疲軟的國內私人消費。因此在金融危機以來，奧巴馬政府也一直延續著布什時期的減稅政策，同時還盡力實現財政擴張，最終加大了主權債務負擔。
在2010年財政年度，美國財政赤字決算對GDP的比例達到了-8.9%，但是在2011財政年度，又將達到-10.9%，不僅超過了2009年-10.1%的水平，再次創下了美國在和平時期的最高水平，遠遠超過里根政府在1983年創下的-5.88%的前期次高紀錄。因此，當前美國政府的財政壓力已經相當沉重，進一步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空間幾乎不存在了。
2、盡管出現了國債上限危機和降級，但國債市場依然保持穩定
2008年以來美國財政狀況的惡化有目共睹，對美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擔心自然也就不是杞人憂天。在不少市場分析人士對美國借助擁有評級話語權而肆無忌憚地大發國債頗有微詞的情況下，2011年4月18日，標準普爾公司終于將美國政府債務評級前景由“穩定”下調為“負面”，并稱在未來兩年內美國國債評級被下調的可能性為三分之一。
2011年8月2日美國國債法定上限危機在最后期限之前得以平息。盡管美國國債上限危機并不代表當前美國政府短期
支付能力風險的上升，但美國政府創紀錄的國債負擔是事實。而政府與國會、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冗長低效的權力博弈又折射出美國的政策決策與政治制度的有效性、穩定性與可預測性已被顯著削弱。這種威脅也許更甚于日益沉重的財政負擔。加之美國政府承諾在未來10年之內削減財政赤字的方案與之前預期的規模相差甚遠，被市場認為不足以穩定政府的中期債務狀況，因此標準普爾在2011年8月5日宣布將美國長期主權債務評級由AAA下調至AA+，同時將評級的前景展望繼續維持為負面。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喪失AAA級主權信用評級，這也使得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降低至加拿大、英國、德國與法國之下。
然而市場的反應卻有些出乎意料。在2011年4月標準普爾公司將美國政府債務評級前景由“穩定”下調為“負面”的時候，美國國債市場的收益率水平并沒有出現明顯的波動。在美國國債法定上限危機前，從7月21日到7月29日也僅僅是短暫出現過由0.01%逐漸上升到0.16%的波動，但是到8月1日后又迅速回調。此后，甚至就是在標準普爾宣布將美國長期主權債務降級以后，美國國債市場并沒有出現恐慌，一直保持著大體穩定。不僅短期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的非常有限，1年期以上的國債收益率卻甚至呈現出下降，反映出在此期間，市場對美國國債和美國經濟在中期和長期持續看好的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