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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2030年的中國》報告所引發的反應，令人意外地強烈。不僅有“獨立學者”杜建國在發布會現場表示抗議，有關部門也表示嚴重質疑這個報告涉及國企壟斷部分的根據和結論。一份研究報告，就此成為人們注目的爭議話題。
爭議沒有什么不正常。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部門表示反對，都無可置喙，前提是，認認真真地做學術討論。任何研究，即使基于再廣泛的基礎調查資料，再科學的學術模型，再嚴謹的邏輯推導，并恰當地置入了變量參考，其結論也可能與結果不相一致，特別是預測性的報告。
對于今后18年中國社會經濟的展望，尤其是一個難題。因為，盡管過去的30年表明，中國的高速發展并非偶然所得，在此過程中也積累了許多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實踐和理論經驗，這些經驗在總結、甄別和梳理后仍可以作用于未來經濟和社會的演進之中，這是事實；但也要看到，轉型期的社會形態，有待升級的經濟模式，大量消耗的環境資源和人口紅利，以及多元化的利益訴求和立場，令未來的發展新增了許多不確定性，這也是事實。所以，研究和探討未來的路徑，調整那些因情況發生變化而顯得相對不適應的經濟和社會模塊，意義不必多言。從這個角度說，50多位專家學者合力，花了一年多時間形成的近500頁的這份報告，至少是直面并嚴肅地討論問題，與此前我們動輒能聽到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相比，哪種更像嘩眾取寵，危言聳聽，渾水摸魚，還用比較嗎？
當然，任何研究，都會面臨這樣的困境：把問題看得重一些，還是看得淡一些。視角將直接決定對解決方案的選擇。世行報告的爭議，主要圍繞國企定位而發。報告認為，存在著的國進民退和國企壟斷現象，對于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較大，因此，開出的藥方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向自由市場過渡。反對方認為，國進民退并不存在，而藥方的效果，將會動搖基本經濟制度。
這一爭議，實際上涉及到兩個判斷。一是對于國企改革是否還在進行的判斷，一是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到哪一步的判斷。就第一個判斷來說，正反雙方都可以拿出例子以自證。一方面，央企數量在遞減，不少非壟斷性央企日子也不好過。另一方面，壟斷性央企因為占據過多資源仍為社會側目。這種矛盾例證，說明央企改革的預期目標和方向并不清晰。而第二個判斷，則涉及到改革的力度和決心。但無論如何，不能再退回到“姓社姓資”的無意義循環當中。
因利益爭論不要緊，因立場爭議也不要緊。要緊的是，不要在情緒上發力，而是學術上的再討論，再對質，并將結果落實到實踐中來。轉型期的中國，需要有積極的爭議，歷史上，這也是改革的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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