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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批準了一項液化天然氣出口的許可申請，這是數十年來美國本土大陸48個州首次允許出口天然氣能源這一戰略性資源，也意味著在二戰后經過數十年的能源發展，美國正逐步從最初的能源自給和中期的大幅能源進口，轉為當前的能源生產和輸出。預計美國一方面將繼續通過地緣政治對石油能源的國際供應施加影響，另一方面將通過擴大能源的生產及出口來加強其對國際能源市場的控制。這種“能源回歸”趨勢與奧巴馬政府的“再工業化”戰略形成遙相呼應之勢，其后續影響不容小覷。
原因之一是“能源回歸”與“再工業化”有著相同的戰略取向。減少能源進口、擴大能源生產、推動能源出口三大舉措表明美國力圖擺脫地緣政治影響，重新掌控能源供應主動權。而基于美國參與全球經濟競爭體系的考慮，能源的回歸在客觀上是可以為美國的經濟金融產業等各個層面發展提供便利和保障，并增強其整體經濟的競爭力。在此意義上，“再工業化”的設想與此一脈相承。
原因之二，“能源回歸”的進程有助于美國實現其“再工業化”的目標。
作為能源回歸的重要體現，美國在二戰后的數十年里一直非常重視對本土能源資源的發掘和開發，以及對各項能源技術的研發。這一努力為美國當前選擇“安全和自主”能源發展戰略提供了強力支撐。正是美國將對外能源依賴轉為本土能源資源的開發利用，才使其不僅得以繞開對海外能源進口的依賴，而且還在當前國際能源價格不斷高企的背景下大大提高了其本土能源供應的穩定性和經濟性，并降低了美國社會的能源使用成本，包括降低了能源密集度較高的制造業的總體能源負擔。
受本土能源生產過剩影響，美國趨向于對外輸出能源，以緩沖能源過剩對其國內能源市場發展的不利影響，一旦美國通過能源出口進一步增強其對國際能源市場的控制，就不僅可以保障美國的用能安全和自主，更是可以幫助制造業提升能源競爭力，為再工業化贏得經濟上的安全和主動性。
能源競爭力的獲取會進而波及金融、經濟、貿易和航運等領域的多個產業部門，提高美國國際經濟地位，具體包括穩固美元國際地位，創造貿易盈余，減少美國經濟的債務負擔等，從而增強美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
能源回歸戰略下，美國能源利用將朝多元化、清潔化、低碳化等方向發展，短期內以天然氣和能效技術發展為核心的能源發展，可幫助制造業控制其碳排放水平，從而提高制造業應對氣候變化和參與全球碳減排市場的能力。
原因之三，“能源回歸”助推下的“再工業化”對全球經濟有積極影響。
從經濟角度而言，美國的再工業化注重創新性和高端性，其發展或可成為全球經濟的新引擎，為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動力。從科技創新的制度背景、人力資本資源以及市場規模、成熟度及開放度等因素來看，當前全球范圍內最有可能在科技創新以及高端制造業等領域取得突破并形成氣候的仍數美國，若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成功實施，極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連鎖效應，拉動各種后續需求，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也可從中獲利。
從環境能源角度而言，美國的“再工業化”進程將因“能源回歸”戰略而減少對國際能源市場的依賴，緩解世界能源供求矛盾；作為全球最大能源消費國，其“再工業化”無疑會進一步增加能源消費量，如繼續依賴外部能源，抑或不提高其能源利用的效率，都會加劇世界能源的緊張局面，給全球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帶來更大不確定性。反之，伴隨“能源回歸”的“再工業化”不僅可以避免對外能源的依賴，還因能效產業的發展而降低能源強度，減少對能源的絕對依賴。
除此之外，“再工業化”和“能源回歸”將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差距。一方面，能源回歸和發展將因其減少對全球能源資源的依賴而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另一方面，美國在能源回歸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給其本土帶來某些環境問題，如增加碳排放等，可以預計，能源的回歸和再工業化的戰略可能會延緩美國實現其排放頂峰的年份，體現到國際氣候談判上，美國將傾向于通過漸進的方式來推進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進程，這將與中、印等發展中大國的實際情況和談判立場較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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