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臺酒廠申請“國酒茅臺”的注冊商標涉嫌壟斷，五糧液等酒廠聯(lián)名抗議，商務(wù)部舉棋難下，提出了一個“國”商的問題。俗話說：“酒香不怕巷子深”，好酒何須再添香。茅臺酒的市場地位本來已無可爭議，再冠以“國酒”之名不僅未必增加溢價，反而可能躺在“國酒”商標之下喪失競爭之心。此外，茅臺馳名中外，已經(jīng)有了“特供”英語——MaoTai，茅臺酒的商標如果再加上“國酒”二字將如何翻譯？
中國的酒文化源遠流長，“國酒”之名有三重含義：其一是“官酒”，即所謂“特供酒”，美其名曰國宴指定用酒；其二是“貴酒”，代表同類酒產(chǎn)品的高端市場定價；其三是“名酒”，不僅有品質(zhì)，還能講故事。1952年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了中國第一次名酒評選，選出的是“四大名酒”，并沒有給任何一家冠名“國酒”。其實，茅臺酒早已名播海內(nèi)，再加上“國酒”二字，反而說明茅臺酒廠缺乏自信，似乎是擔心人們不知其名，或者不尊其貴，這顯然多此一舉。
如果注冊“國酒茅臺”是為了獲得“官酒”的地位，那就是經(jīng)營理念的常識性錯誤。第一，所謂特供或國宴指定等做法如果真有，那么遲早將被明令禁止，因為這是中國政府機構(gòu)的特權(quán)遺風，是對同類酒產(chǎn)品市場上的不公平競爭；第二，伴隨著政府接待活動的職業(yè)化水平不斷提高，接待用酒的規(guī)格將逐漸走向中檔。在現(xiàn)代國家，政府都不會用最貴的酒做接待，這是政風清廉的基本常識，否則會遭到選民或納稅人的非議。總統(tǒng)設(shè)家宴時有可能選用名貴佳釀，通常會聲明自費，絕不濫用公幣，這是借官方宴請之名增加一份私交。所以在不久的將來，今日所謂特供“官酒”將是中檔酒的市場，茅臺加上“國酒”的標示豈不是自貶身價嗎？
換個角度看中國白酒，名酒之名其實更優(yōu)于“國酒”商標。因為，名酒之名在酒品質(zhì)量之上還有文化故事，這就是酒的文化傳承。中國的釀酒技術(shù)源于夏禹時期即公元前二世紀，《呂氏春秋》中提到“儀狄作酒”，認為儀狄是中國酒的發(fā)明人。在夏禹時代，大禹喝的是黃酒，流傳至今依然有古越龍山等，主產(chǎn)地是浙江省等地。三國時期，曹操對酒賦詩，留下“唯有杜康”的雄偉詩句，據(jù)考證，曹操喝的杜康酒是第一代高粱酒，時稱“秫酒”。今天以茅臺為代表的白酒以高粱為主原料，但其蒸餾技術(shù)是在元朝年間才從西域引進中國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起始”。據(jù)說，蒸餾法釀酒進入中國的確切時間為金世宗大定年間，即公元1161年。在杜康酒之前，還可稱為國酒的名酒應(yīng)為陜西省鳳翔縣柳林鎮(zhèn)的西鳳酒，始于殷商，盛于唐宋，距今逾三千年，在蘇軾的飲酒詩中曾經(jīng)提到。這樣說來，若以高粱酒為標志，中國的第一國酒應(yīng)為杜康酒，第二國酒應(yīng)為西鳳酒，也對應(yīng)了中原兩代帝國的實際控制人是一龍一鳳：龍為曹阿瞞，鳳為武則天。三國時期，曹操名為相國，實為君王，他將漢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中，所以曹操愛喝的酒就是國酒，這應(yīng)該沒有爭議。陜西人古稱秦人，以秦嶺得名，所以西鳳酒又名“秦酒”，或許還與秦朝有關(guān)聯(lián)，當年秦始皇修建驪山地宮時所選的兵馬俑模特多為陜西大漢。從三國、秦漢，再到唐宋時期，貴州的茅臺鎮(zhèn)何時釀造高粱酒姑且不論，貴州地處邊陲，幾乎不可能把茅臺酒運送到中原。美酒雖好難登國宴，講歷史故事的國家級名酒輪不上茅臺。直到中央紅軍屯兵貴州，有遵義會議，還有毛澤東指揮的“四渡赤水出奇兵”，貴州茅臺才跟隨中央紅軍進入北京，成為中國名酒的一段新故事。
“國酒茅臺”的注冊商標之爭，凸顯中國酒業(yè)的經(jīng)營理念缺乏遠見。酒文化是民間消費者的故事，將來還會在酒酣耳熱之中繼續(xù)傳承。政府接待用酒的消費量畢竟是一個小眾市場，為了一個小眾市場的虛榮而讓民間消費者敬而遠之，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將來邊飲酒邊講故事的人就更少了。此外，一旦“國酒茅臺”注冊成功，以“國”為重的企業(yè)勢必競相仿效，“國米國面國貓國犬”將蜂擁而來。如果重“國”輕“民”的商業(yè)文化甚囂塵上，必將酒將不酒，商亦非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