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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會改革欲再尋突破。紅會社會監督委員會近日成立，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擔任社監委主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擔任副主任，王振耀、白巖松等15名各界知名人士擔任委員。
在郭美美事件后遭遇強烈公信危機的背景下，中國紅十字會頻頻在改革上表態。這一次成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其實就是此前紅會承諾的改革內容之一。
今年8月，紅會副會長趙白鴿在談及紅會改革時表示，引入社會監督是改革的重點。其中一個內容即是“決策和評估體系當中必須真正尋找獨立的人參與，代表中立的觀點進行評估”。對應這個表態，社會監督委員會的成立只能說是在決策和評估上改革舉措，與提升社會監督并無直接關系。
通過邀請社會名流成立監督委員會其實是國際通行規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委員會的定位只能相當于基金會內部的最高決策和監督機構，而不能等同于社會監督機構。言下之意，監督委員會只能說是通過引入專業人士，服務于基金會自身的正常運作，與國外基金會董事會的定位差不多，而非取代社會監督。社會監督委員會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紅會的透明度，尚待觀察。
按照紅會負責人此前的說法，社會監督委員會是為了實現自律和他律的結合，但現實是，監督委員會頂多只能算是自律上的改革增量。一來，監督委員會是在紅會的自行組織下成立，一些名流甚至是受紅會主動邀請，并不能等同為公眾監督的代表，其作用更接近于紅會智囊；另一方面，一個不可回避的矛盾是，在紅會本身透明性尚且不足的情況下，誰來保證監督委員會的公正？
檢索一年多以來紅會的多次改革動態，不難發現，無論是表示將公開選拔干部，還是捐贈信息發布平臺上線，都并未真正涉及到自身定位的變化。在今年7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中，紅十字會被定位為“人道領域的政府助手”。從這種定位來看，紅會的改革仍是要圍繞“政府助手”為中心，這顯然與紅會的“去行政化”改革訴求存在差距。
可以說，紅會目前的諸多改革仍是沿襲此前技術層面的“修補”路線。而在今年8月，國際評估組織對于紅會的評估鑒定中就指出，紅十字會存在系統的治理結構不暢、工作效率不高等諸多弊病。不難看出，這些弊病，恰是由官辦慈善性質決定的自身痼疾。但在中國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戰略課題組擬定的紅會改革方案中，“去行政化”的改革舉措最終因“阻力過大”被排除在改革規劃之外。這說明，紅會改革在短時期內仍未切中“去行政化”的肯綮。
需要明確的是，公眾對于紅會改革的訴求，已經不僅僅是紅會自身公信力重塑的問題。作為典型的官辦慈善代表，紅會改革被譽為“是在為中國社會組織改革和慈善公益體制改革探路”。面對民間慈善組織的興起，以紅會為代表的官辦慈善的改革，必須要直面民間慈善機構的發育訴求。長期以來，官辦慈善機構在公信力與效率上的落后，以及在網羅慈善資源上的強勢地位，已經影響到民間慈善組織的正常發育。
慈善事業的本質是民間的。紅會的改革軌跡其實是現代中國社會組織艱難興起的一個重要背景。它的改革成敗必將內嵌到政府向服務性政府轉型的進程中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期待，紅會的改革要突破技術層面的修復，重新揚起“去行政化”的改革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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