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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家衛生部、北京市衛生局正分頭擬定急救相關法規。北京市急救地方法規已進入市人大的立法調研階段。立法起草者考慮從免責角度為急救車爭取更為明確的“優先路權”，比如，在轉運急危重癥病人途中，急救車如果和周圍鄰近社會車輛出現剮蹭，予以免責。
如何保障急救車路權，一直是個難題，近期隨著“急救車遇堵，三公里走40分鐘病人死亡”事件的曝光，這個難題又開始熱起來，輿論關注度很高，討論的人很多。但是說來說去，這個問題依然跳不出熟悉的那幾個條條框框：一是法律執行問題，二是素質和意識問題，三是現實條件問題。急救車的路權卡在了這三個門檻上，問題深層緣由看似清晰，解決方案看似一目了然，但現實層面，病癥還是周期性發作。
同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中國式過馬路”，比如公共場所禁煙。如果僅立足于輿論空間里判斷，這些問題似乎根本就不是問題，法律、道德、技術現實，相關因素和解決方法都擺在那里，人人都能批判，人人都能建議，要共識有共識，要理論有理論，但解決起來還是困難。而且，往往某些問題說得越透徹，在現實中，似乎越是無解。
無解的結果，通常是尋求法律，將法律的外延和邊界無限拓展，以具體覆蓋到公共生活的每個層面，覆蓋到公共領域里個人行為的每一細枝末節。比如，約束“三公”消費乏力時，就具體羅列出公費出國的限制人數，公務接待不能上哪些菜、喝哪些酒，等等。法律問題被技術化了，有的時候，法律的精神內核，在這個無限技術化的過程中被肢解了。人們如何行動，不是因為這是約定俗成的社會秩序，而是因為條文規定，有主觀價值的人成了法律機器里按既定程序運轉的零件。
為保障法律執行，有些問題確實要說清楚，但要形成合理的公共秩序，對法律不能形成過度依賴。以急救車路權為例，其實《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關法規，對急救車的路權、拒絕讓道的懲罰，表述得清清楚楚。北京等地新的急救法規，不過是更加細化，新規還是繞不開現實執行問題。這不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急救新規的困境，還是諸多維系公共秩序的法律在公共領域的困境。
現實中，法律條文不僅是剛性規則問題，法律的執行狀況，是集體意識、道德、倫理和技術現實的集合體。路權優先，只解決了應不應讓道的問題，為什么讓道、如何讓道，法律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取決于人們對社會對自我對現實的判斷。換言之，人們有沒有一個關于公共秩序的基本概念，對公共領域應該出讓多少權利、出讓之后能夠得到什么回饋有大致的認知。
可以說，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相關概念的獲得階段。在這個階段，人人都是反思者，勝過人人都是發言者。公共生活的失序，可能確實會出現普遍性、周期性，可能會近似無解。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能不能對某一癥結做技術分析解構，進而得出萬能的原因、萬能的結果和萬能的方法論，而在于這些反復出現的事實，能不能在頭腦中形成沖擊，加固自身作為一個“社會人”的信念，加固對義務、責任的信守。
法律建立在這種信守之上，它的內核是內在的秩序、自發的秩序，進而建構出現實秩序。在公共領域里，人人都是這種秩序的建構者。建構是權利，也是義務。我們所期望的良好公共秩序的形成，離不開個體的人對權利、義務的信守。而實際上，對權利和義務的信守，正是我們不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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