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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家以信用為生。無論是借出還是借入，都附有承諾。銀行流動性和償還能力的危機是周期性的。但是2007年至2009的危機及其逗留不去的余波則難以平復。
200年來，花旗集團在循環危機中周而復始地運作，每每都能渡過險境，重獲新生，而這也是美國銀行過去的真實寫照。這段過去的歷史分為兩個階段，原始和現代。從內戰開始到大蕭條前，銀行自我照顧，沒有聯邦存款保險，沒有銀行因太大而難以倒閉。一個好的銀行家在短期商業票據而非資產的擔保下發放借貸。在那個時代，資本家承擔下降趨勢的成本，同時也收獲上升趨勢的利潤。畢竟銀行是股東的銀行，而非納稅人的銀行。花旗集團的先驅者在那個美好時代不支付利息，但卻持有最強的儲備，因為儲戶感到他們的錢存在銀行中比購買政府債券要安全。1900至1913年間的紐約銀行業也都成功地獲得了拓展。
大蕭條開始后，美國聯邦儲蓄保險公司出現，個人主義為金融集體主義讓路。大蕭條時代的管制加強了金融謹慎。隨著大蕭條記憶漸逝，新一代銀行家開始采取不同做法。資產借貸開始變得龐大且刺激。花旗集團在每個迅速發展的領域開展行動，也確實獲得了極大成長。但在20世紀80年代，商業房地產熊市將成百上千的銀行幾近逼上絕路。雖然花旗銀行挺過了這場危機，但卻未能作為一個獨立的資本家企業在2007年至2009年的這場危機中存活下來，它變成了美國的受監護人，更糟的是成為國家的“寵物”。100多年前，紐約化學銀行總裁喬治·威廉姆斯曾將自己的成就歸功于“敬畏上帝”，但敬畏上帝與敬畏社會化風險是難以同時滿足的。
（《格蘭特利率觀察家》創始人及編輯詹姆斯·格蘭特 賀艷燕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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