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
“十八大”報告，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預示城鎮化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抓手。城鎮化背后是現行戶籍制度的逐步取消，戶籍制度背后是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近期，在京滬等大城市，出現了本地戶籍與非本地戶籍之間為中考、高考資源激烈爭斗的局面，說明目前中國人口為爭奪稀缺的公共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已經到了比較激烈的地步。沒有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就不可能存在自由遷徙制度。
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公共資源極不均衡，一些地區公共資源較多，戶口溢價較高，一些地區公共資源較少，戶口溢價較低，而農村地區的基本保險體制近幾年才建立。農村問題專家陳錫文認為：“如果僅是表面上統一了城鄉居民戶口，實際上并沒有得到相應的福利，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戶籍改革需要的成本是多少？
各個城市大小不同、吸附能力不同，所需要支付的成本不同。以上海為例，該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部門預算包括：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住房保障支出。以2010年底上海市戶籍人口約1412萬人為基數，2012年上述四項支出預算為15.13億元，人均約為107元；2011年上述四項實際支出為15.59億元，人均約為110元。同為經濟發達地區的廣東中山市，據該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數據，據中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數據，2012年項目預算支出1.24億元，這是用于保障局機關和局屬財政核撥事業單位等機構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務或事業發展目標，用于專項業務工作或事業發展的經費支出，人均每年82元。筆者試圖查找中西部城市的相關數據，西安戶籍人口781萬，2012項目預算支出4258萬元，人均僅5.4元。
上述數據可以印證不同地區社保水平完全不同。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黃守宏表示，“北京市有2000萬人口，大概有700萬~800萬是外來人口，占40%；如果把北京的公共服務勻出來給這些人口，將造成兩個結果：第一，公共支出大幅度轉向新增人口的時候，城市財政能力承受不住；第二，城市原有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水平大幅下降。這會引發新的矛盾。”鄭州等地的嘗試就因為人口過度流入而停滯。
戶籍制度有必要在局部改革，在公共服務基本均等的地區率先實行。如北上廣深四大城市，人口素質、城市資源集聚度以及公共服務相差不遠，可以嘗試在這四大城市中進行戶籍人口流動。
其次，在城市群發展過程中著力發展小城鎮，“十八大”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是城鎮化而非城市化，更不是大城市化。擴大當地的就業范圍，把土地確權擴大當地城鎮與非農化趨勢結合起來，通過非農化將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納入城鎮社保體系，逐步實現某個區域的公共服務均等化。最近，內蒙古下發《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做好以創業帶動就業工作的通知》，就是全面取消創業者戶籍限制，進一步推動以創業帶動就業的新嘗試。
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已經實現了資源均等化，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務、資源占有量相差無幾。因此，在嘉興等地實現市民化的過程中，農村居民興趣不大，而中山、順德等地居民也不著急把戶口遷移到廣州。
已經在大城市常住的外地人口該怎么辦？最公平的方法無疑是根據條件打分，通過稅收、工作、生育、創造就業人數等數據，讓對當地經濟做出貢獻、遵守規則的人士進入大城市，留出一條通道讓大城市與常住人口同時擁有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