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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隨著2012年的遠去，人們似乎覺得松了一口氣，想想在2011年的尾聲，很多人都猜想2012年會異常艱難：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突然走低，再加上全球大國政治換屆效應，似乎一定會發生點類似瑪雅預言式不測，但是站在2012年的圣誕回望這一年，這一年其實沒那么差。
同樣地，站在2012年尾聲開始推測2013年的中國經濟，我們倒是覺得2013年有非常大的鮮明性。如果用4個詞來度量：信心、增長、貨幣和穩定，那么這4個詞所體現出來的維度似乎可以作為一個最基本的觀測方式。
在信心方面，危機肆虐的時候領導人會說“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它指的其實是短期信心，刺激性的政策要配合動物性精神的崛起。那么現在的信心其實是長期信心，簡單地說，就是中國處于長期平穩的增長速度之中，中國人是否對長期發展有信心。背后的故事很簡單，中國經濟處于長周期的拐點，潛在經濟增長漸趨下行和平穩，原來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轉型。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建立中長期發展信心，脫離以前的“增長速度信心論”？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果長期的中速增長的成果能夠比過去高增長時代更充分地被全體人民所享有，那么這也是建立信心的來源。瑞典等很多國家曾經出現一種GDP零增長下的更充分就業，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滿意，也許這也是“就業優先放在增長優先”之前的道理。
但是這種“新型信心說”似乎還未完全確立，一些觀點并沒有覺得投資拉動增長方式需要立即糾正，而是覺得消費應當再給力。很多外資投行的經濟學家都在鼓吹“以投資拉動高速增長來擺脫中等收入陷阱”，因為他們的銀行有大量利益在大宗商品方面，如果中國放棄了固定資產的高投資哲學，那么澳洲和巴西的大宗商品還是一蹶不振。于是，他們不斷灌輸拉美出現的這種陷阱主要是投資率不足，而沒有強調恰恰是因為經濟增長的非普惠式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不滿。社會的一些不滿、民粹的興起，導致資本外流，造成了投資嚴重不足。但卻被這些人斷章取義成“主要原因是拉美這些國家不愿意加大投資率”。
這種“高投資依然是最重要財富”的觀念流行，一些民眾于是將新型城鎮化看做是另外一種刺激計劃，城鎮化概念一出，房地產開始狂飆，一些人急著去搶房，真害怕以后再買不起，較高的信貸投放數字和貨幣增長又加劇了高通脹擔心。
過去的城鎮化是人口流向城市，但卻不創造條件讓大多數流動人口留在城市，城市賺取了工業利潤、土地房地產收益、低保障造成的支出節省等等，這是一個城市賺錢的過程。但新興城鎮化要將人們真正留在城市，就要給更便宜的房子、小孩上學、社保醫保、社區服務……這比過去要花更多的錢。所以這種城鎮化不可能是投資拉動型地產型的城鎮化，這時的信貸高投放可能會有相當部分去往社會性投資，而不僅僅是“鐵公基”，前者造成的投資乘數效應是比投資拉動型要小的，這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也會低一些，那么通脹也會收斂一些。
如果決策層是將城鎮化看做是“社會投資拉動”而不是“投資拉動”，是分配到醫療、教育和保障等多元目標的城鎮化，而不僅僅是“鐵公基和地產”的城鎮化，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行，但社會看上去更穩定，這是一個更為可取的結果。無數事實證明，社會穩定下的勻速發展，是逼近前沿型增長的唯一法門。太多的國家歷史悲劇證明了，在沒有社會穩定的條件下、伴隨高通脹的高增長是如何突然夭折的，就像龐然大物突然崩塌，帶著驚愕，沒有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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