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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國家統計局自2000年以來首次公布的全國居民基尼系數顯示，2012年基尼系數為0.474，其中2010年為0.481；由于去年12月初西南財經大學已發布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基尼系數為0.61，這種差距引起爭議。
如果把爭議解讀為國內基尼系數的可信度之爭，則未免浮于言表。只要是統計，都無法回避統計偏差，部分學者以西南財大的統計樣本太小等質疑其結論不科學，人們懷疑國家統計局數據過低，透射出的是社會信用缺乏和調查統計數據的凌亂，即該爭議背后是國內對基尼系數的教條化解讀，即基尼系數超過0.4就會引發社會不穩定是一種數值假想敵。
我們認為，基尼系數揭示的是居民收入和貧富差距的概率分布描述，與社會穩定并不存在規范性的因果關聯。其一，基尼系數不能也無法有效刻度居民對收入分配差距的容忍度，真正刻度居民容忍度的是收入差距的成因，即機會不公平、程序不正義等下的收入分配不公，才是挑戰居民容忍度的根因。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在機會非公平和程序缺乏正義下發生的，那么收入分配差距即便低于0.35，都將觸發社會不穩定；若收入分配差距是建立在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基礎之上，即便更高的基尼系數都不會顯著增加社會治理成本的不穩定因素。
其次，基尼系數無法有效描述不同收入階層的流動性和開放性。如一個階層流動摩擦成本低的社會，不同收入群體始終處于動態調整狀態，機會獲取成本低而公平、程序正義的社會，低收入群體大多會認為自己有機會和希望改善生存境遇，進而居民會把收入分配差距歸因于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問題，而非追溯制度、體制因素，從而激發居民提高能力向上增長力量，提高中國內生全要素生產率。如改革開放初中國的基尼系數在0.3左右，甚至更低，但當時社會醞釀的窮則思變的訴求，本質上就是一種潛存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其三，基尼系數無法有效揭示貨幣購買力之差。如當前城鄉二元結構確實抬高了居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如在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的單位貨幣購買力實際是不同的，這種同一貨幣在地區間不同的單位購買力，使目前表觀上過大基尼系數尚未實質影響不同場域居民的生存狀況。不過，隨著城鎮化發展，大量無地少地的裸農涌入城市，城鄉信息流通趨向暢通等，城鄉二元結構藩籬已徹底打破，西部、鄉鎮的物價水平趨同于東部和城市，城鄉二元制下單位貨幣真實購買力趨向一致，從而在生存成本趨同下，居民對收入分配的容忍度趨降。
由此可見，當前在機會公平和程序正義未有效改善等下，基尼系數的回落并不意味著社會穩定的改善。而若政府深入到初次分配調節收入，將不僅導致高效率者消極怠工，而且使低效率者認為提高效率并不一定獲得與其努力程度相對稱的收入，而消極怠工，最終既犧牲公平又犧牲效率，導致經濟社會的激勵不相容，傷害中國內生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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