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福與宗慶后，這兩位民營企業家借助全國“兩會”的平臺，不約而同地要求通過提高起征點或干脆免征的措施，來實現提高職工收入的目標，這表明在收入倍增的目標之下，通過減稅來讓普通民眾增加收入，已經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
相比之下，李書福提出的建議更具可行性。宗慶后提出免征工薪階層個人所得稅，但是“工薪階層”并不是一個定義清晰、界限分明的法律概念，而且現在工資薪酬差別巨大，有的人月工資只是地方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但也有的人可以高達幾萬元，他們當然也屬于“工薪階層”。但如果這部分工薪高收入者也能搭上免個稅的便車，這未免讓大量工薪低收入者為之糾結。而且，雖然目前民眾收入已不限于工薪一條途徑，但由于個人征信制度尚未完善，民眾其他方面的收入大都處于灰色狀態，如果免除工薪階層的個稅，那基本上就等于取消了個稅這個稅種，很難被接受。
但是，目前執行的個人所得稅3500元的起征點，卻使這一稅種事實上已淪為“大眾稅”，這不是現階段我國稅收目標上應該肯定的方向。個稅這一稅種在上世紀80年代剛剛推出時，名為個人收入調節稅，可見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而是為了適應改革開放打破“大鍋飯”后在個人收入上出現的新的格局，調節過高的個人收入。這個目標的確立，使個稅的征收局限于部分高收入者，對于普通民眾并沒有產生什么影響，從其征收范圍來看只能是一種
“小眾稅”。這種稅收取向符合改革開放起步時大量民眾尚處貧困階段的現實。
現在，這一稅種雖然已經改稱個人所得稅，盡管起征點有所提高，但比起長年上漲的物價，起征點的提升速度顯得過慢，從而使得個人所得稅成為一種“大眾稅”，其應該承擔的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已經無從發揮。30多年后的今天，民眾富裕程度當然有所提高，但民眾對生活水準的要求也有了提高，國家應該承認并且支持民眾的這種需求，而不能用稅收來遏制這種需求，因此，個稅應該繼續保持其個人收入調節的基本功能，在征稅范圍上則應繼續表現為“小眾稅”。
2011年9月，我國將個稅起征點從月收入2000元提高到3500元，應稅人數減少了一大批，但就目前的物價狀態來說，3500元左右的月收入在一些大城市只能算是低收入，僅夠解決溫飽，而3500元到7000元之間的收入群體，也只能夠過上相對體面的生活，尚難以應付購房等大額開支。考慮到這樣的實際情況，目前的個稅起征點定在3500元，雖然豁免了一部分低收入者的納稅義務，但由于對真正的高收入者的征稅力度不足，因此個稅繳納的主力只能落到月收入在3500元到7000元之間的那一部分人群之中，這對調節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改變貧富分化的局面，明顯是不利的。
因此，李書福提出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六七千元的水平，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個稅起征點經過這樣的調整，當然會導致個稅收入的大幅度減少，給政府的稅收增加一定的壓力。但是，個稅在國家財政的各個稅種中，本來就是一個不起眼的小稅種，政府沒有必要在此方面與民眾“寸土必爭”，而是應該致力于將讓它起到調節社會分配，縮小貧富差距的積極作用。其實，提高個稅起征點后，雖然國家在個稅上的稅收減少了，但民眾的支出減少后，又會增加他們投入消費的動力，國家可以在這部分增加的消費中收獲到消費稅，因此在稅收的總量上并不會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