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促消費的政策，短期主要集中在降低消費成本方面，如2008年以來的消費補貼政策；長期視角的則主要集中在提高居民收入上。無論是降成本的消費補貼政策，還是增能力的收入增長計劃，實際上都是將消費者當作一個整體，如果將這個整體細分成不同群體，并考慮不同群體間的相互影響，我們就可得出結構性的促消費方案——通過改善收入（財富）分布促進消費增長。
先看收入分布對消費需求的影響。一般認為，消費增長和收入增長密切相關。收入的消費邊際遞減效應，通常是針對個體而言的，并且僅在短期內有效。長期而言，收入增長會帶來消費檔次提升，因而邊際收入的消費部分不僅不會下降，甚至還可能增加；就消費者整體而言，受攀比效應影響，邊際消費遞減更不明顯。綜合而言，社會總消費需求大小更多地表現為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同步變化。
但人類消費行為非常復雜，收入和消費兩者之間的同步變化關系會經常出現例外。一般而言，越是具有相似性，個體的消費行為（包括其他經濟行為和社會行為）受到的影響就越大；因此，具有相同收入和經濟生活人群的消費行為有較大的一致性。
當社會中收入差距擴大、即基尼系數擴大時，在相同的社會平均收入增長下，富人的占據份額增加，由于富人群體本身消費的超前性，富人群體收入增長的邊際消費遞減效應極有可能超過消費水平的提升效應，導致全社會收入增長對總消費需求規模提升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窮人占據份額下降，意味著窮人收入增長不足，同樣也會帶來社會總消費需求水平增速的下降。
再看收入分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收入增長對消費需求的不同影響，進而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存在單一的必然聯系，即收入增長分“好”的增長和“壞”的增長。好、壞的標準就是收入分布結構是否合理。不同的增長，導致了國民經濟運行的不同后果。觀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雖然不同國家表現形式和具體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經濟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國民收入差距擴大，社會貧富差距懸殊。這意味著，收入增長計劃如果不包含有收入公平性的內容，那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無論是否實現，都不能保證經濟持續增長。
實際上，社會收入分配對諸多重大經濟問題背后存在邏輯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對城市化合理性的定位。當前中國城市化問題爭論的焦點，是城市化是否過速。過速的經濟意義是城市化速度超越工業化過多。這意味著城市中許多人口會出現就業問題。因此，由基尼系數表現的收入分布結構，對于理解很多政策的效果和觀察經濟長期走勢，具有重要幫助。
中國的個人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偶爾會出現背離。從2003~2012年中國居民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的變化情況看，兩者大部分時間是同步變化的，但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卻是例外：2004年收入增速回落，但消費增速繼續提升，2012年也是如此；2008年則是收入增長快速回落，但消費增速卻快速增加。顯然，2008年消費的高增長是政策強力刺激的產物，可看作是一個異動點，這種高增長不具有持續性，其后的2009年消費很快就隨收入下降而下降了，即使當時的強力消費政策仍然存在。
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增加的2004年和2012年都是基尼系數回落的年份。有趣的是，這2年的基尼系數基本接近，2004年為0.473，2012年為0.474。我們有理由相信，0.474是有利于收入增長對中國消費需求提升的基尼系數分界點，可作為改善收入分配的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