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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人民日報報道，近日，陜西省重點招商項目、投資2億多元的阿房宮景區，在運營13年后將作為違章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規模更大、耗資更多的“阿房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投資2億多元，運營13年，到底劃不劃算？現在來算這筆賬，似乎已經遲了。因為，仿造的秦阿房宮景區大部分位于阿房宮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控制地帶，從保護遺址的角度它將被拆除——拆遷通知，去年5月就已下達。
或許，這筆賬在當地政府看來并不存在。所謂的2億多元投資，早就服務于地方經濟的GDP中去了。地方似乎更愿意，以經濟進一步發展需要的名義，以更大的投資，新建規模更大的“阿房宮”國家考古遺址公園。
隨著該項目更多的背景細節被披露，不難發現，從引資到“未批先建”，再到面臨被拆，某種“規則”都在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招商時，作為陜西重點招商項目，當地不惜“特事特辦”，
僅在國家文物局的“默認”下就開始上馬；如今，要申遺、要建設國家級考古遺址公園，必須重新按規建設，就地修建也不行，“因為和國家文物局制定的遺址保護規劃方案有沖突”。
文物局的“規則”，在這一事件中，只不過是權力予取予奪的資源罷了。權力對之運用自如，不需要的時候，可以果斷“打擦邊球”，文物局也自動隱身并予以“默認”；需要的時候，它是拆之無商量的理由。彼時，突破規則能成為顯示當地官員優化投資環境的一個重要標志；此刻，它不過是壓死“阿房宮”的最后一根稻草。
縱觀“阿房宮”的命運，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國家文物局并未能直接決定“阿房宮”的去留，但是規則的曖昧和松動與否卻一直決定著它的命運。這個過程中，地方權力與上級職能部門，共同勾畫出了一幅配合默契的圖景——權力需要，規則可自動隱蔽；而一旦權力意志轉移，規則立馬又可“復活”為正義的守護者。
可以肯定的是，不久之后，一座新的、更為氣勢恢宏的“阿房宮”將聳立在西安。只是，到底有沒有人承擔違建和違規審批的責任？西安市民在如此耗資巨大的公共項目中，該擁有怎樣的權利？投資者的損失誰來埋單？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得而知。
杜牧在《阿房宮賦》中的警告言猶在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短命的建筑各有各的不同，但其命運的造就機制卻大致相同。一個被政府欽定的招商項目，職能部門的管理秩序就可以被輕松消解，短命建筑如“阿房宮”的命運之殤，恐怕也就早已埋下。這便是它們共同的生命密碼。
今年“兩會”后，政府職能轉變的議題再次引發熱議。放權、減權被視為政府轉型的一個前提條件，但政府的權力究竟控制在一個什么樣的程度合適，似乎還沒有標準答案。其實，回到短命建筑的現象上來，所謂放權、減權，政府不能輕而易舉單方面決定一個公共項目的命運，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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