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近35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正迎來重要轉折點。盡管GDP依然保持較高增速，但其背后的經濟發展模式已風險重重：地方財政債務風險、影子銀行風險、過度投資等問題越來越凸顯。究其根本，在于中國經濟依然以“GDP”為綱，把GDP核算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唯一標尺。
GDP核算存在一些誤導：一是GDP是流量核算，只能反映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生產產品和服務的總價值，不能反映國家的財富存量；二是GDP核算只反映了最終產出和總收入，未反映為獲得總產出而付出的成本和代價，沒有考慮生產和消費對自然資源、環境所支付的生態成本和其他外部性，更不能反映增長方式是否可持續以及經濟結構是否優化；三是GDP核算更多關注投資、消費、進出口等需求的變化而忽視供給結構的變化，特別是不能夠反映中國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力成本上升等要素結構的變化；四是GDP以產出為核算標準，只重數量不重質量，容易高估經濟規模和總量，造成“增長幻覺”。同時，重復核算和過剩產能很可能被計入GDP核算中。因此，以GDP為綱的考核體系是導致地方政府間“標尺競爭”，經濟總量虛增的重要原因。
以“GDP為綱”的經濟發展思路，其風險已經越來越明顯，不僅表現為經濟發展質量差，資源效率和競爭力低下，也更多地表現為維持增長導致負債水平的飆升。目前，除了地方政府以土地為基礎的負債表式擴張，導致政府負債的提高之外，全社會總體債務率都有所提高。數據顯示，近十年來，中國全社會的債務率（杠桿率）已經上升了40個百分點。
特別是2008年期間，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劇和國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并針對重點需求進行擴張。比如，鼓勵住房消費，啟動政府性債務融資平臺、加大周期性行業投資等，隨著銀行信貸規模擴張以及投資加速，經濟出現了強勁反彈，但包括政府、居民、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內的不同部門債務率上升都比較快，表現出較明顯的負債表擴張性質。去年以來，經濟處于下行區間，企業利潤增速全面下滑，以及虧損面不斷擴大導致企業賬款拖欠現象嚴重、賬款構成比例上升、賬款周轉率下降等風險開始顯露。
更值得警惕的是，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地方債務風險也不斷加劇土地出讓金和財政稅收難以滿足政府推進城鎮化建設所需資金，為解決城鎮化建設的融資難題，地方政府通過建立城建公司、城投公司等調動社會資金和銀行貸款，形成了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兩年前，地方債務遭遇銀行貸款嚴格限制之后，由于政績與基建項目高度關聯使得地方債務并未得到遏制，而是轉移至銀行表外通過城投債、信托等理財產品滾雪球式擴張。平臺貸、城投債、各類信托以及政信合作等債務融資模式成為首選。
中央結算公司數據顯示，2012年全年地方政府債發行2500億元，較上年增加500億元；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城投類債券累計達6367.9億元，較2011年增加3805.9億元，同比增長148%，增幅較上年同期擴大120個百分點。除發行債券外，地方政府通過信托借款獲取的資金也增長顯著。2012年四季度末，信托公司政信合作項目余額5016億元，較上年增加2479億元，增幅高達97.7%，債務風險隱患日益凸顯。
因此，我國的經濟發展思路必須從短期應對向長期發展轉變，為避免我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產出受到不可預見的巨大沖擊，切斷“經濟擴張→債務擴張”的高風險鏈條，徹底改變以“GDP為綱”的增長標尺，認真地衡量增長背后的成本和代價，也許這才是防范風險，化解危機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