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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23個省市自治區公布的GDP同比增幅，均高于全國經濟增速7.7%的總水平。另一方面，最近國資改革也開始啟動，國資部門強調保增長是政治任務。
增長的質量依然是大家最關心的。無疑，如果要轉型，那么經濟增長就不能完全依靠地方政府與國企投資拉動。因此，投融資體制改革已成為重中之重。隨著新型城鎮化帶來巨大的投資需求，需要避免重蹈過去政府投資中存在的矛盾。
首先，應該盡快完善中長期投融資的法律制度體系。短期內應該由國務院盡快出臺《地方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指導意見》。在中長期內，為了促進投融資體制規范發展，還應由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統一立法，如推動出臺《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法》、《政府投資法》、《政府性企業法》等。此外，為了充分利用民間資本，還要創造有利于鼓勵投資的政策法律環境。除了爭取在法律層面進一步提升現有的各項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還需注重保障公共投資項目民營化過程的法律建設。如英國在上世紀中后期的此過程中推出了《電信法》、《煤氣法》、《自來水法》、《電力法》等，以使民營化具有法律依據和實施程序。
再者，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地方政府事權與財力的關系。全國人大正在研究《預算法修正案》，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構造獨立的地方國有資本預算，充分體現地方政府的投融資活動，從而促使相關責任明確、風險可控。為了保障國有資本預算和地方政府投融資的合理性，應該受到地方人大和公眾的多方監督和約束。
現有地方政府投資行為主要包括：公益性項目的財政直接投資；用財政資金投資設立各類國有企業（或控股公司）；通過國有企業（即融資平臺）進行投融資；以財稅土地等優惠政策來招商引資。長遠來看，政府的公共投資權限需進一步明確和收縮，按照從投資性財政到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換思路，主要應集中于公益性財政投資和投資政策環境建設兩方面，而減少設立和運用國有企業平臺的投融資活動。與此同時，在現有各地制定的經濟規劃中，盡量減少區域投融資規劃的適用范圍，僅圍繞政府應有的公共投資責任，設定投融資的目標與指標，避免過分干預市場化投融資行為。
對于市場化投資來說，目前投資項目的審批制度過多且不夠規范。當然，還需要徹底改變地方官員政績與GDP和投融資聯系緊密的狀況，并強調在人事制度上與公共投資的掛鉤重點，轉到公共投資的質量和風險控制上來，并且建立官員任期內外的責任追究機制。
最后，構建政府公共投資管理與評價體系也不可缺少。現有各地方政府的公共投資行為中，存在大量非理性行為，盲目投資、重復投資、低效投資屢見不鮮。應該改革政府投資決策機制，要真正落實專家評審的有效機制，并且使得重大項目必須通過同級人大的審議，而且需要在地方以聽證會的形式廣泛聽取民意。另一方面，需要盡快建立一套評估考核投資效果的指標體系和制度，并且和政府的支出績效評價改革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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