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累計升值900多個基點，特別是4月份以來人民幣升值加快，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已經逼近“6.1”底線，創出2005年匯改以來的新高。人民幣升值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經濟穩步回升的預期、外貿出口形勢的好轉、國際熱錢的大量流入，都是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不斷走高的原因。但是，相對于去年全年僅升值146點來說，當前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已經過快，不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人民幣匯率作為重要的相對價格水平變量，影響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成本，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具有重要作用。過去我們執行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偏離市場價格長期被低估，使得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價格優勢，國內資源廉價供應國外，促進了外需，但抑制了內需。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相結合，造就了我國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第二產業過于龐大、第三產業極為弱小、第一產業相對落后，并且每個產業都集中在發展低附加值行業，高附加值行業占比相對較小。脆弱的產業結構對匯率變動極為敏感，尤其是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在人民幣升值面前不得不轉型升級。
隨著匯改步伐加快，人民幣升值對第二產業發揮了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對第三產業則具有促進作用；對東、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顯著大于西部地區；對勞動密集型行業發展有一定抑制，對技術密集型行業發展有較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對資本密集型行業發展具有不確定性。人民幣匯率變動帶來了國際貿易的變動，人民幣升值與貿易額增長、貿易結構改進并存，貿易結構改善與產業結構優化同步，朝著勞動密集型行業占比下降，技術密集型行業占比上升的方向發展。
雖然人民幣升值對經濟結構起到了改善作用，但不能以此得出人民幣升值必定促進產業結構升級以及要大力推進升值速度的結論。這是因為，我國產業結構在一段時間內仍將以第二產業為主，并且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行業仍將占據較大比重。匯率制度改革必須遵循產業演進的規律并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合理的速度和幅度來推進。
第一，我國是勞動富裕型國家，低廉的勞動力價格與國外資本相結合，形成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優勢，這種優勢在短期內很難轉變成知識、技術密集型的優勢。國內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轉換也需要一個過程，這就需要人民幣匯率適度、漸進地升值，以保證轉換的時間和空間。突然、大幅的匯率變動，會使我國既喪失原來的產業優勢，又沒有新的產業來支撐，造成經濟大幅下滑。
第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效用有限，會導致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某些行業不能起到有效地促進作用。即使立即推出浮動匯率制，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健全，也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市場經濟的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發展條件。因此，只有將匯率制度改革與市場經濟完善同步推進，才能使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實效。
第三，產業演進遵循一定的規律，不能主觀跨越。我國經濟整體正處于工業化中后期，制造業強于其他行業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發展第三產業必須經歷第二產業發達的歷程，發展高附加值行業必須要經歷低附加值行業成長壯大的過程，才能提供后續發展的物質基礎，這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因為人民幣升值能優化產業結構而不顧現實基礎加速匯率制度改革，會給產業發展帶來嚴重后果。
我國正進入經濟結構調整的新階段，人民幣匯率的漸進小幅升值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升級演進。通過人民幣小幅漸進升值，在給相關產業施加升級壓力的同時，可以為結構調整留出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促使國內低技術行業向高技術行業轉化，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升級，最終實現經濟結構調整。我們還可以利用人民幣升值的機會，進口相關資本品，提升國內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技術水平，為國內產業發展需求提供保障。我國經濟正處于“爬坡過坎”的轉型階段，短期內經濟還難以釋放增長動力，注定這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所以，此時更要在保持我國匯率水平基本穩定的基礎上，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漸進調整，以免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巨大沖擊。
從我國經濟基本面和實體經濟狀況來看，目前人民幣這種升值狀態并非正常，尤其是經濟基本面并未有顯著變化，人民幣已是過度升值，短期負面影響較大，不符合匯率改革的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事實上，央行既不希望人民幣在諸多壓力和“美元因素”下，走日元升值的老路，但也無法放手一搏支持貿易，以弱勢人民幣應對“日元貶值+美元升值”的難題，而是寄希望能保持均衡。隨著監管機構對熱錢加強管控和周邊國家經濟好轉，未來人民幣升值勢頭將有所收斂，甚至會轉向貶值，雙向波動將成為今后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