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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進國有企業，四處活動托人情；想進事業單位，首先想到遞條子……大學生就業季，這樣的“關系學”竟頗有市場。
近日，有調查顯示，超過兩成受訪大學生求職時動用過“關系”。而在山西太原，一個詐騙團伙4年來以幫忙找工作為名，騙得500個大學生近9000萬元，原因也是迷信求職要“走后門托關系”。
找關系求職成為集體“潛意識”，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就業之難。的確，這個夏天，近700萬高校畢業生走向社會，卻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需求下降，“最難就業年”難免讓關系也成為求職的核心競爭力。
其實，相比找工作難，更難的可能是“找到好工作”。在1比好幾萬的白熱化競爭中，大家仍對國企、公務員等趨之若鶩。而雖然比例不斷提高，但2011年選擇自主創業的大學生還是僅占1.6%。去往西部、回到農村、扎根基層的比例，同樣難讓人樂觀。
從這個角度看，“最難就業年”實際上是“結構性就業難”。說白了，就是難找到好工作、不愿做差工作。而所謂“好”、“壞”，在很多人看來，是靠簡單地附著在工作上的“福利”差別來判定的。
一個基層環衛工人職位，引來眾多大學生競爭；研究生、博士生畢業，卻去當了城管。雖然常說崗位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但當不少大學生發誓“死也要死在體制內”，眷戀著所謂“體制內”穩定的工作、較好的福利時，就勢必造成一些崗位“粥少僧多”，形成求職時的一種集體想象，也讓尋找關系、制造關系、動用關系成了敲門磚。
不少從事鄉村建設的單位，常常苦于找不到人手，因為“工作地點在農村，待遇也不高”。很多做出了成績的“大學生村官”，也往往有“不被家人和同學理解”的心路歷程。這也說明，就業雖難，就業的潛力卻還很大，需要更好激發。
結構性就業難背后，是職業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發展的不均衡問題。缺少了穩定的預期、看不到發展的前景、沒有了基本的保障，一些本來很重要的職位，也可能門可羅雀、乏人問津。大學畢業生是社會寶貴的人才庫，如果就業導向出現偏差，不僅不利于個人發展，更是社會資源的浪費。試想，一個社會學博士，如果選擇致力于鄉村建設的民間組織，是否遠比當銀行職員更能實現自我和社會價值？
找出原因，更需對癥下藥。如果能消除體制性“鴻溝”，引導“自我實現”成為就業第一選擇，是不是會更有說服力？如果能為更多新興領域提供政策支持，真正“行行出狀元”，轉變就業觀念是不是會有更強現實依托？而如果高校教育更多對接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實現“人才比例均衡”，結構性就業難是不是也能大為緩解？
這些，事關社會公平正義，事關國家長遠發展，社會管理者不可不深思之、篤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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