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城管“跳踩商販頭部”、安徽濉溪縣城管圍毆高三學生、廣州城管遭小販襲擊，接連發生的與城管相關的事件，突顯一些地方城市管理混亂，更突顯城管執法困局。
城市管理因涉及諸多方面、各類人群而被不少地方視為難題。“打砸”“圍毆”使城管群體給社會留下不良印象，商販對城管人員的襲擊更加劇了雙方的矛盾，城市管理在一些地方幾近“叢林法則”，這顯然是各方都不愿看到的。
城管的執法水平體現著一個地方的公共管理服務水平。住建部前身建設部2003年就發布過關于加強城市管理有關工作的意見，要求各地相關部門“適應時代要求”，“努力探索新時期城市建設發展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推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改革，提高城市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水平”。十年過去了，部分城市管理依然“江湖氣息”濃重，一些城管人員仍存在謾罵、毆打等方式，以簡單化的扣押、沒收或截留財物為手段，損害政府形象，影響人居生態。
按照現代管理學理念，管理即服務。城市管理得好不好，根本上要看城市的公共服務到不到位。城市管理之難，非法經營、占道經營等亂象難除，既有周邊百姓的多樣化需要，也與當地的經營環境有關。降低城市進入門檻，為經營者和居民提供更多便利，營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引導人們合法經營、規范經營，這恰恰是公共管理服務需要彌補的短板。
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要充分發揮群眾參與社會管理的基礎作用。中央近來也要求各地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轉變。城市管理理應遵循這一精神，摒棄傳統的管理思維，積極向服務轉變。
城管的執法權力也理應得到進一步規范，公開執法部門的職責范圍、執法依據、處罰標準、執法程序，接受社會監督，提升執法者素質。這是應當下大力氣解決的重要問題。摘編自新華社6月6日電文/李代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