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著經濟增長下行，李克強總理提出守住中國經濟的底線。之后，國務院推出了多項激勵經濟增長的政策，包括部署改革鐵路投資融資體制改革，暫時減免征收部分中小企業企業增值稅和營業稅，并要求金融機構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促進貿易便利化推動出口穩定發展等。外國媒體把這些政策舉措稱之為中國經濟政策的“微刺激”。
要說“微刺激”的經濟政策核心，就是改變以往當經濟增長下行時就出臺干預政策的做法，而更多使用經濟杠桿（稅收及金融政策）來激活市場與經濟的活力。當前出臺的“微刺激”的政策，既正視短期經濟面臨的困境，更是為中長期的經濟結構調整與制度改革奠定基礎。
比如說，正在部署的改革鐵路投融資體制，以市場方式讓民間等融資渠道的資金進入鐵路投資市場。這是向市場發出明確的信號：加強重大城市基礎設施投資仍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方面，政府決不會因為早幾年城市投資過熱或鐵路投資過快而放慢其步伐。因為，盡管早幾年城市基礎設施相關投資增長過快帶來不少問題，但就經濟發展的要求而言，中國城市基礎建設仍有很大缺口。特別在中西部地區，對這方面的投入需求還十分迫切，這些地區的鐵路及高速公路落后，仍是制約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原因。
去年我到過貴州正安縣、桐梓縣及江蘇建湖縣，三地人口規模差不多，都在84萬左右，而自然資源正安縣要好于后兩者，但正安的年財政收入分別只是后兩縣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正安縣的經濟落后，根本原因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落后。越是公共交通落后的地方其經濟發展水平越是差，反之亦然。比如，處于大山中的正安縣到現在沒有通高速公路，物流、人流、信息流都不暢通，其他資源的流動困難就更大了。因此，要縮小中西部地方經濟的過大差距，首先就得加大對這些地區的鐵路、公路投資，尤其是鐵路投資。不僅要引入民間資本，擴展鐵路投融資多種渠道，更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要加大對這些地區鐵路投資的直接轉移支付。否則，不僅民間資本不愿進入，而且由于這些地區無能力承受所謂的“比例投資”（即作為一項鐵路投資，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及地方政府占融資的不同比例），還會使得這些地方的鐵路及高速公路建設更加滯后。
對中小企業減免稅收及增大中小企業融資力度的政策，既可減輕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促使中小企業能夠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投入，讓中小企業直接受惠，從而增加中小企業的生存能力，增加社會就業，增加市場之活力。
央行行長周小川就表示，將加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投放，拓寬他們的多元化融資渠道，并提高其信貸可獲得性。為了提高小微企業的信貸可獲得性，政府顯然還要加強宏觀信貸政策指導，鼓勵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信貸投入，實現“兩個不低于”目標：即全年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當年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度、貸款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最近央行取消了對貸款利率浮動區間的限制，這些金融政策既利于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也有利于增強中小企業信貸資金的可獲得性，對激活市場與經濟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
不過，還應看到，當前中小企業稅收負擔過重和融資困難，并非只是一些技術性問題，最關鍵的還是體制的問題。比如說，政府職能界定不清，或政府過多參與市場（比如國有企業對不少市場過多的主導作用及對國有企業的政策性注入資源），使得中小企業及民營經濟生存的空間越來越狹窄，經營環境越來越惡劣，對此，少許減免稅收只是杯水車薪。還有，中小企業融資困難，也不是央行的“兩個不低于目標”就能解決的。因為，增加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除了銀行的意愿，還有這些企業本身的信用風險問題，更有中國經濟的“房地產化”問題。如果金融制度改革沒有突破性進展，金融資源仍未能由市場配置，銀行利率仍是非對稱的市場化，那這些政策激活市場與經濟的作用也就有限，而副作用有可能很快顯現出來。
至于以穩定匯率來保證企業出口增長的政策，同樣是希望用經濟杠桿來激活市場與經濟。近年來，人民幣在持續升值，再加上國內各種經營成本上升，只有微小利潤的出口企業生存艱難。而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既可減小由于匯率波動而導致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也可降低出口企業營運成本，強化出口企業增加生產的預期，從而促進企業增加產品的出口。特別是在美國經濟開始走出金融危機之困境并向好、歐洲經濟開始穩定的大環境下，穩定匯率更有利于促進企業增加出口。
總之，當前政府的“微刺激”政策，方向正確，所采取的調控工具也是市場化的。盡管這些政策對經濟增長刺激作用是短期并有限的，但能為中長期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提供穩定的基礎，也能為中國經濟體制重大改革創造條件。當然，其負面影響不可低估，政府對此要密切關注并隨時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