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業再傳“鼠患”，博時基金原基金經理馬樂因涉嫌老鼠倉被曝光。據報道，馬樂涉及兩個規模為10億元資金和3000萬元資金的巨額老鼠倉，而牽涉的基金則是有著71.88億元規模的博時精選基金。
自原上投摩根的唐健事發老鼠倉以來，公募基金業的老鼠倉便魚貫而出，一次又一次引起市場強烈關注。在監管部門不遺余力地“滅鼠”背景下，基金老鼠倉卻“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個中原因確實值得深思。
首先，頻現的基金老鼠倉，導致掉入泥潭的基金經理越來越多，被牽涉的基金公司也越來越多，更不乏像交銀施羅德、博時基金等“大牌”。
其二，涉案金額越來越驚人。如果說像唐健等老鼠倉還屬于
“小打小鬧”的話，那么李旭利、馬樂等絕對都是“大手筆”。
其三，從最初抱著僥幸心理到不惜鋌而走險，基金經理老鼠倉違規行為亦呈現出愈演愈烈之勢。此前的基金老鼠倉行為，要么發生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頒布前，要么此前已發生至橫跨當年即結束，而馬樂的老鼠倉則是發生在2011年其擔任博時精選基金經理之后。顯然，《刑法修正案（七）》對馬樂并沒有起到“震懾”的效果，否則，其也不可能冒著巨大的風險大玩基金老鼠倉游戲。
馬樂涉嫌老鼠倉，顯然并非只是博時基金公司的丑聞，整個公募基金行業亦為之蒙羞。萬家基金鄒昱因涉債黑幕被調查一事曝光之后，萬家基金公司旗下基金就被贖回幾十億。而且，其4月份成立的新基金也只募集了2億多，也與此前動輒幾十億的規模形成鮮明的對比。目前正封轉開的博時裕陽封閉式基金，肯定會受馬樂老鼠倉事件的波及。
最重要的是，公募基金業頻現老鼠倉，對基金持有人的信心亦會造成嚴重的打擊。
基金經理涉嫌建立老鼠倉，基金公司一般都定性為
“個人問題”，但如此定性顯然并不客觀。交銀施羅德公司原兩大明星基金經理鄭拓與李旭利均因此而“翻船”，難道這都是偶然的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基金公司的內控機制、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漏洞，監管不嚴與不力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如何防范基金老鼠倉，并非只是監管部門的職責，作為基金公司同樣責無旁貸。除了進一步嚴厲打擊老鼠倉等違規違法行為之外，基金老鼠倉發生后，監管部門對基金公司亦不應再睜只眼閉只眼。
筆者以為，對基金公司，也需要像券商一樣建立分類監管制度。平安證券因萬福生科案連降6級，不僅每年將繳納更多的投資者保護基金，其創新業務也將受到限制，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對于基金公司，如果再次出現老鼠倉事件等違規行為，亦可采取暫停其新基金發行、基金管理費打折收取等措施。而一切的一切都在于人為，關鍵是監管部門是否有決心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