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再次步入“多事之秋”，無疑美國債務風暴正成為讓全球市場神經緊繃的最大風險源頭。美債大限倒計時導致美國“技術性違約”風險持續上升，鑒于美元和美債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全球經濟和全球金融市場面臨著新一輪嚴峻挑戰。
美國政府稅收與開支之比約為0.7：1，財政狀況幾乎是“入不敷出”，美國聯邦政府手頭的300多億美元資金僅夠維持到10月17日就將告罄。從目前形勢看，政府持續關門大有與債務上限談判合并之勢，大大增加了談判的復雜程度和艱巨程度。
美國兩黨政治僵局不可避免地導致全球“負和博弈”。從美國國內情況看，一旦債務違約，政府被迫停止發放養老金、聯邦醫療保險，停止向政府雇員和合同工支付工資，政府開支減少影響公共投資，包括裁員導致失業率上升，處于復蘇進程中的美國經濟就可能夭折。
而就對全球的溢出效應而言則更復雜：首先，美國短期國債收益率飆漲至5年新高，美債波動性風險急速上升，美債利率大幅上升，導致全球融資和借貸成本上升，資金鏈出現緊張。
其次，全球資本流動出現劇烈波動，資本可能大幅回流美國尋求避險，全球股市特別是新興市場股市會受到較大沖擊，風險資產可能出現大量拋售。
再次，美國債務違約直接導致無法償還所欠債務，如向債權人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在美國的國債構成中，除政府外的其他部門(包括美國社保基金、美聯儲等)持有約40%，美國居民投資者持有約30%，作為最大債權國的中國持有1.28萬億，占比為8%，日本緊隨其后持有1.14萬億。一旦美國債務違約，這些資產將面臨美債直接貶值風險和日后如何重新定價的風險。
最后，一系列連鎖反應將導致全球需求急劇萎縮，工業生產大幅下滑，全球經濟“二次觸底”將不可避免。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兩黨不至于不惜拼上國家信用垮塌來換取政治籌碼，因為這將直接危及美國債務依賴性體制的生存，因此，美國政府可能繼續采取拖延戰略以避免實際違約。
美國是以“債務”作為宏觀經濟運行基礎的。簡單來說，美國政府不能發行美元，政府融資是通過發債來實現的。美聯儲必須以購買國債的數量決定印刷美元的數量。美國政府向美聯儲賣出國債，美聯儲向其提供等額美元，可見，美國的“美元本位制”本質上是由“債務本位制”所決定的。
事實上，衡量一國債務是否違約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償債能力，一是償債意愿。從償債能力角度看，美國債務增長規模遠遠高于經濟增速。擺在美國面前的財政風暴只是冰山一角。在美國的財政結構中有大量的社會保險盈余，這部分社會保險盈余被用于政府開支，但是隨著美國嬰兒潮進入退休高潮期后，未來社會保險開支會逐步增加，從而擠占其他財政支出。同時，如果不增加社保稅，那么社會保險盈余將逐步減少。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到2016年后，社保基金將持續出現赤字。
另一方面，奧巴馬在第二任期中必然會加強醫療改革，醫療支出在其預算中也將逐步提高。因此，總體來看，隨著美國嬰兒潮的退去，將導致美國財政赤字進一步惡化。
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發生“債務違約”是一種“已知的未知”，即美國財政運轉和債務上調的空間越來越小，決定了美國發生“債務違約”只是時間問題，但何時發生、以何種形式發生，則還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