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用黨內法規的方式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為的就是釋放制度的剛性約束力。日前印發的這部《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對社會公眾關注強烈的三公消費等問題作出了全面規范。其中更引人注目的是，這部條例對公車改革提出了明確方向。
條例指出，公車改革的方向就是社會化、市場化。顯然，這與此前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的貨幣化等價值取向有明顯不同。這表明，中央找到了一條公車改革的現實路徑。
在引起各方爭議的公車之中，執法執勤、機要通信、應急和特種專業技術用車等公車顯然不在議論范圍，因其必須與必要，反對的人不多。但其他類型的公車，爭議的人不少。原因就在于，很多與職務級別等相對應的公車配備，不僅造成大量的浪費，而且帶來很多公車私用、揩公家油、財政支出不堪重負等惡果。
一邊是，養一輛公車的龐大支出，從司機的工資開支，到一年換40個輪胎式的腐敗，令人心痛。另一邊是，一些地方試行貨幣化改革，雖然能夠有效降低財政支出，但其月補貼甚高的現實，被群眾指為權力自肥，同時也仍然難以消除公車照坐的格局。但公眾對二者都不選，就在于不能因為開支如此龐大，就退而求其次。對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規定、現象，首先要正本清源，承認合理的，反對一切不合理的。
在相當意義上說，此次公車改革的方向確立，正是基于這樣的社會心理認同。中央規定，改革公務用車實物配給方式，取消一般公務用車，而對于普通公務出行，則主張實行社會化提供，同時適度發放公務交通補貼。這表明，不合理的公務用車，中央將不允許存在，取消之;對合理的公務用車，則會提高效率，由社會提供，同時用發放公務交通補貼的方式，由市場來調節。
同樣一次公務出行，用公車的綜合成本，可能是用私家車或乘用出租車的數倍甚至數十倍。一點交通補貼，很自然地完成了公務活動的市場化承載，從總體上大大節約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因而，這次改革的意義就在于，契合了社會心理，最大限度地減少浪費、減少個人占公家便宜，同時又很好地發揮了社會和市場兩個方面的積極性。
公車貨幣化改革屢陷困局，就在于傾向性認定，貨幣化后的支出低于公務用車支出就是成功，顯然這是走錯了方向。在這個意義上，中央此次作出規定，切準了民眾脈搏，切合了實際需要，堪稱一次破冰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