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月30日證監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股發行體制改革的意見》后，相關配套措施陸續出臺，作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的第一彈，本輪改革意見是否符合市場期望備受關注，其中，對存量發行的提及并且與遏制超募聯系在一起引人關注。
存量發行在國內其實一直存在，根據國務院2009年頒布的《境內證券市場轉持部分國有股充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實施辦法》規定，凡是股權分置改革新老劃斷后在境內證券市場進行首次公開發行的、含國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國有股東，除國務院另有規定，均應按首次公開發行時實際發行股份數量的10%(但不高于國有股東的實際持股數量)將股份有限公司國有股轉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持有，而之前境外H股發行時劃轉國有股已存在多年，但因以上政策計劃性較強，國有股屬性未變，對市場影響較小。
而在海外市場，存量發行較為普遍，據不同樣本統計，海外主要資本市場，純存量發行和混合發行(增量發行+存量發行)筆數在所有統計樣本中占比在23%至33%之間。作為資本市場的一項配套制度，存量發行在推出之前并未被賦予特別職能，但因為新老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引致的道德風險，進行存量發行一般需要較為充分的上市前披露。
國外實踐表明，存量發行可滿足部分原始股東減持意愿;降低IPO(首次公開發行)“抑價”程度，促進合理定價;提高市場流動性。在公司層面上，存量發行分散了公司上市后的股權，有利于二級市場并購，加強上市公司外部治理機制的形成。另外，在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或民營化浪潮之際，存量發行也比較流行。
本次新股發行體制改革希望通過存量發行來遏制超募，是否有效值得懷疑。表面上看，存量發行增加了上市公司流通股比例，但并未實際增加發行量，對于中介機構來說，新股發行高價及超募利益共同體仍然存在;對于擬上市公司來說，因存量發行收入不歸公司所有，人為放大募投預算的可能性增加，雖然配套的懲罰措施更加嚴格，但還會有不少企業愿意鋌而走險;對于擬出售股權老股東來說，因為要承擔部分承銷費用，可能也會有推高股價獲得超額收益的動機。
存量發行的推出本身就是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的市場化舉措，超募問題的解決同樣有賴市場化方法。對于監管層，可切實縮短審核周期，不致使擬上市企業項目預算變動過大;對于中介機構，加大對過度推介的打擊，推行持續上市制度，也可試行根據項目預算收取承銷費;對于發行人，嚴格信披制度，引入退市機制;對于中小投資者，應加強其在新股發行定價過程中作用和投資者教育工作;對于整個資本市場，注冊之下上市公司數目增加，“新三板”投資門檻降低，都將加大股票供應量。
超募問題的解決遵循市場化原則還表現在，不論是對于超募還是IPO抑價，都不適用于用“一刀切”的方法去解決。超募以及IPO抑價同樣在成熟市場普遍存在，但發行失敗也大量存在，市場本身就有去偽存真之功能，所以制度設計上應該讓投資者在獲得充分信息的前提下自己作出決策，而不是代替投資者作決策。
隨著注冊制改革的逐步開展，相關配套制度的完善，新股大范圍超募及高定價的問題必將得到解決，現階段其實并無必要通過非市場化手段強行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