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媒體報道，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組織部近日印發《關于改進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政績考核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確規定，“不能僅僅把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作為政績評價的主要指標，不能搞地區生產總值及增長率排名”、對于“造成生態嚴重破壞的”、“盲目舉債留下一攤子爛賬的”已離任的也要追責。
就在這條新聞之下，同日《新京報》的一篇名為“GDP害死人：湖北副省長落馬后老領導如是說”的深度報道，為這個新規作了故事性的解讀。文中，“待人和善”、“能干事”的湖北省原副省長郭有明，僅用4年時間就將宜昌的GDP翻了一番。但這并沒有使宜昌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反而因盲目投資而出現了“三峽全通”這樣的爛尾大項目。故而，文中的一位老領導長嘆“GDP害死人”。
這類警示早就有，但無奈GDP已經成了一些地方主政者的荷爾蒙。一到地方政府換屆，必有地方借債潮，就是對此最好的證明，而基建舉債則是高潮中的主角。在今年1月《經濟參考報》的報道中，“地方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礎建設投資出現大面積虧損”的現象和“地方政府通過舉債大力推進鐵路公路建設”的事實同時出現，非要在“一級二級公路就可滿足需要”的山區建高速公路的怪事比比皆是。很明顯，這是為了拉高GDP而進行的盲目投資，背后可見地方官的政績沖動。
GDP崇拜肯定要為社會發展的誤區負總責。無論從哪個入口梳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弊病，結論都可以在GDP問題上殊途同歸，而權力的過度集中、不受約束和缺乏制衡，則實際上為GDP沖動提供了載體。不受約束的權力，使得地方官員能順利地將地方發展思路調整到符合個人意志的狀態，也使得GDP成果能夠順利兌現為個人政績。
郭有明上馬“三峽全通”的過程就是佐證。決策階段，“二期、三期工程開工時，有市領導就開始私下議論，認為公司擴張過于盲目，非常危險”，“此后市里就沒再開會討論過三峽全通的發展，關于這個公司的事情，郭有明一個人全盤負責”;項目操作時，“郭有明經常帶著各部門在三峽全通現場辦公;各銀行也被頻繁召集開會，被要求為三峽全通放貸”。“沒再開會討論”，意味著開會只是形式，所有的職能部門都在為領導的個人意志服務。這其中看不到任何科學決策、集體領導，如果公共賦權可以如此隨意地使用，所謂地方發展的藍圖就會異化為主政官員的涂鴉。
“以GDP論英雄”的官員考核標準一定要改，但與此同時，規范的權力運行機制也亟待建立。只要是一個人說了算，就勢必會有中組部通知所說的“拍腦袋決策”“拍胸脯蠻干”。沒有了程序正義，無論以什么論英雄，公權都能被拿來遂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