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一個大城市，就要面對人口膨脹、交通擁擠、環境惡化和資源緊張等“大城市病”，概莫能外。北京作為大城市中的大城市，這一點毋庸諱言，用不著不好意思。
事實上，無須專家上課，北京市民也能感受到這些大城市病。這些年，汽車限購、PM2.5登堂、水資源告急、群租和“蟻族”……動不動就是媒體頭條，比汪峰容易太多。置身于這個城市的市民，都會有這樣一個感覺：緊張。說白了，大城市病其實就是另一種形式的通貨膨脹，后者是太多的錢追逐太少的商品所致，前者則是太多的人追逐太少的資源觸發。如何解決?不外乎是從供給和需求兩端著手，一方面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既要盤活存量，也要用好增量;一方面調控需求，特別是調控“公地悲劇”效應里的需求，引導人們對于公共資源和公共產品的節約、有度需求，而不是濫用和無節制。
所以，據媒體報道，剛剛公布的北京版全面深化改革決定，所提出的四大舉措，簡直就是為大城市病望聞問切的“藥方”：深化研究人口調控機制，科學制定人口總量中長期調控目標;健全大氣污染防治機制;完善交通治堵機制;健全城市精細化管理體制機制。一如市長王安順所言，北京全面深化改革，要充分體現北京特點和首都特色，必須要有“京味兒”。無論是短期的經濟轉型，還是長期的世界城市目標，破解特大城市發展難題，都是北京全面深化改革繞不過去的門檻。
上述四大舉措，歸根到底就是要求城市管理精細化，逐步遠離粗放式和“一刀切”管理。可以說，管理分兩種，一種是粗暴的，一種是精細的。粗暴治不了大城市病，相反還會給大城市病添上一個癥狀，冷漠。就好像你不能用一道物理空間上的墻來解決人口膨脹。精細的管理則來自于政策設計的價格杠桿。
價格杠桿的道理很好明白。車輛使用成本上去了，保有量就有可能放緩或下降;水電燃氣等資源產品價格上去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情況就有可能得到緩解。習慣歸習慣，杠桿只要達到一個度，誰也不會跟人民幣過不去。
但是若讓價格杠桿服眾，不讓人們產生政府斂財和懶政的印象，就要為價格杠桿提供法治規范以及政府表率。比如，在“京味兒”改革57條中，“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一款中就明確提出，要研究制定出與首都城市性質功能和人口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匹配的“負面清單”。準入執照，也是價格杠桿的一種。通過“負面清單”公示，讓市場和公眾一目了然，壓縮了尋租空間。這就是一種規范。有了規范，才有穩定的預期和信心。這方面可以改進和完善的地方還有很多，要視在多大程度上厘清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