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兩會”落幕了，惟一關鍵詞而已：大城市病。無論是表決通過的全國首部地方性防治大氣污染條例，還是把城市病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無論是熱議中的產業準入“負面清單”，擬議中的人口調控，還是既屬玩笑亦有分量的“提頭來見”，都是因大城市病而起。于是，會議也開得明白了，就是怎么才能醫治大城市病。
當一個城市的人口、資源、環境和GDP出現不協調時，就會有不適，比如表現在交通越來越擁堵，空氣越來越糟糕，資源越來越緊張。人口總是趨向不斷增長的，而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并不能像人口一樣線性增長，于是僧多粥少的稀缺性矛盾讓城市病往往一旦爆發就很難治愈，更多地是如何緩解。
在面對媒體采訪時，副市長陳剛提出了一些問題：到底北京要搞多大呢?經濟總量多大，人口多少，用地多少，邊界在哪?有沒有一個門檻、極限值?
這正是北京亟須解決的問題。以往我們總是大干快上，認為越多越好，越大越好，擴張就是王道。如今咂摸出些許味道，城市并不是無窮的加法，也需要適當做下減法。北京需要適合自己功能定位的產業，而不是來者不拒。北京不能有一個物理意義上的邊界籬笆，但需要一個市場意義上的邊界極限，超過了就不行，超過了就應該有一個價格杠桿發揮作用以實現平衡。當前，重新調整城市總體規劃、土地規劃、人口規模和產業規劃，都是基于這樣一個考量。
因此，北京這艘大船要想順利掉頭，就要在兩個方面修正航向：一是不能為了擴張而擴張，城市像攤大餅一樣，產業用地規模沒個標準，有項目就給，對于北京而言實在沒有必要;二是不能大小通吃，甚至還要“抓大放小”。很多因歷史原因而在北京核心功能區集聚的產業，要用價格杠桿使其覺得不劃算。正如陳剛所言，“現在為什么能存活這些產業(小商品市場)，實際上回避了很多環境成本、管理成本、基礎設施成本。”北京需要讓這些“小”產業的外部性成本顯性化。
治理大城市病，是一個制度供給和制度創新的過程。很多“創新”其實還處在法律和政策的“禁區”，比如城里人到農村買地建房的“逆城鎮化”就被住建部赫然拒絕。而在很多已完成現代化的國家，城市人口流向周邊鄉村的逆城市化現象其實非常普遍。這既是城市發展的規律，也是城市依靠市場力量進行自我減壓的方法。對大城市人口進行調控，依靠市場準入和價格杠桿，通過控制產業規模來控制人口規模，這只是其中一個辦法。賦予某種流動自由，探索農地改革的N種可能性，尊重個體的“逆城鎮化”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發生的人口向外集聚，未嘗不是人口調控的另一種思路。改革永無止境，大城市病的治理沒有制度創新是搞不成的，而制度創新若總是囿于某種成見或思維定勢，也是搞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