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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說過，不能根據中國“人均財政收入過萬，實際上只有美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的十分之一”貿然得出中國人均財政收入太少或占GDP比重太低的結論。今天斗膽要說的是：比較而言，中國財政收入占比或稅負水平偏高。
這么說，不是與發達或不發達國家進行國際比較，而是與自己比。比法很簡單：減法。任何國家的政府收入無非有兩種用途：維持政府運轉，提供公共服務與公共產品。當然，政府公共管理也可以視為某種公共服務。我們暫且假定現在中國各級政府所提供的所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都是老百姓必需，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但是有些國家則未必，例如，有些國家的軍隊和警察是用來對外侵略，對內鎮壓人民的，財政投資建設、運營的某些設施是專供高官權貴們消費的。那么，稅負高不高，可以從成本角度，看同樣公共服務所花費的財政資金。在假定現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都是百姓所必需的前提下，我們減去財政支出中不該支出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在這一公共管理、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水平下應該的、合理的財政收入或稅負水平。
我們發現，在眼下中國，有不少財政支出是可以而且必須減去的。
一，公務員中的冗員開支。精兵簡政，從延安說到今天。但是，幾十年來，機構每改革一次，公務員隊伍總是膨脹一次，正式編制之外，各級機關還雇了不少編外人員，上級部門還往往向下級部門、企事業單位長期借調人員幫忙。人頭攢動，忙的是否都是公務？公務是否都是老百姓所急所需？百姓所急所需的公共服務是否都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了？冗員不過靡費公帑，貪官污吏害民謀私利更是雙倍的負數。
二，公務員偏高收入部分。盡管統計顯示，1994年之后，公務員無論是平均工資增速還是工資絕對水平都超過了同期企業職工。公務員收入是否因此偏高，還是說不清楚。但是，僅從每年公務員考試的繁榮景象就可以知道，公務員的綜合收入與福利遠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可以斷言，什么時候每個公務員職位的求職人數降至社會其他部門的平均水平甚至略低，公務員收入即使再高一些，也不會被認為偏高了。
三，諸多三公靡費。自中央大力反腐倡廉，作出八項規定以來，多少高檔餐飲酒店服務業應聲倒下，一年下來，不少政府機關三公費用節約了1/3以上。目前尚未聽說政府因此不能正常運轉了。以此論之，先前這些支出本來就是浪費。
四，超標辦公用房。中央清理超標辦公用房，各地各部門都清理出了大量超標辦公用房。豪華氣派的政府辦公大樓，是國內各地一道靚麗風景，頗讓剛到中國的老外為之咂舌。這么多的超標辦公用房，這么多的公務用車，難道不是本來就不應當從財政經費中支出的嗎？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既然都可以減掉，那么，豈不是不用國際比較就可以得出結論：在現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管理、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水平下，中國的財政收入或稅負水平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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