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浙江溫嶺市殺醫案被告連恩青被維持死刑判決。因感覺醫院治療鼻炎有“黑幕”，連恩青對醫生行兇，致1死2傷。但種種醫學數據均顯示手術成功。接受專訪時，連恩青仍然認為醫院在撒彌天大謊，狠狠地說“自作孽不可活，他咎由自取。”(4月7日央視)
采訪中，記者在反復普及一個醫療常識：“你知不知道人類在疾病面前已經克服的疾病是很少的，有大量的疾病是人類現在沒有掌握、也沒有克服掉的，你知道不知道?”她還追問“如果醫生犯錯了，應該由誰來懲罰醫生?”但她得到的是一個個反常識的結論。連恩青認為，自己的“疾病”是醫生一定有能力治愈的，但醫生聯合起來“欺騙”他。他偏執地沉溺在一個“醫療黑幕”籠罩自己的生活環境里。他把自己想象成追求公平的“英雄”，選擇通過這樣的暴力行為，“暴露”它，避免未來更多的就醫者受害。
在這之前，我相信很多醫者和我一樣，難以想象會存在這樣性格偏執、信息封閉、暴力思維十足的就醫者。反過來看，它或許恰恰正是我們眼下最大的問題所在——醫者并沒有完全地了解我們的病人，不知道病人想什么，是什么樣的人。
這些年來，醫生忙碌于認識和治療疾病，卻疏于認識他的病人。醫生眼里只有疾病，卻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就醫中，留給病人的時間越來越短。當這種行為越來越普遍，成為“主流”選擇，造成的惡果必然是，我們離“知道”病人的距離越來越遠，這是危險的一件事情。
國際上公認的一個事實是，醫療是高風險行業，醫生是高風險職業，這種風險性貫穿了就醫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沒有患者給予的信任，大量的醫患矛盾和沖突的發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信任的基石是什么?恰恰由患者從醫生那里可以獲得多少信息來決定。將信息輸送給你的患者，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遭遇到像連恩青這樣類型的患者。對一個醫生而言，在他們漫長的行醫生涯中，遭遇這種可能性幾乎是大概率的。無論是醫還是患，大家都會犯錯誤。患者不能認為醫生是全能的，一下能把你的病治好。醫生要設法了解你的患者，搞好與病人的關系，治療前一定要和患者和家屬交代清楚，把可能發生的情況詳細向患者說明，患者可以自由選擇治療方式，在治療過程中什么意外都可能發生，醫生并不能保證100%地不出意外事故。
“知道病人想什么?”既然如此重要，但僅僅依賴于醫生個體的反省自醒，對改變現狀還是無濟于事。關鍵在于規則的制定者——醫療管理者們的認識轉變。醫生3分鐘看一個病人，更多是壞規則造就的結果，這種冷血的程序會令醫者們徹底喪失了這種溝通的機會。此外，還有以藥養醫將醫生當業務員管的創收機制，也會成為破壞這種關系的絆腳石。而前者，恰恰是為了服務于后者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