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是理順醫藥市場、降低就醫負擔的第一步。而“降價死”呈現出的對政策善意的背離，也在提醒著醫改要在市場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
近日，國家發改委印發了《關于改進低價藥品價格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發改委8日宣布，為鼓勵藥企生產低價藥積極性，減輕患者使用高價藥的負擔，國家取消280種低價西藥和250種低價中成藥的最高零售價。
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針對的是藥品市場上實行價格控制的部分。這其中，低價藥由于具有面向低收入者的兜底性質，在嚴格執行最高零售價同時，物價部門前前后后還有過二十多輪的降價行動。但反饋到市場層面，這一政策善意不僅沒有增加低價藥在醫療領域的使用頻率，進而降低就醫成本，反而讓不少藥品陷入“降價死”的怪圈。
在多輪“降價死”對低價藥形成的非正常淘汰之后，發改委出臺《通知》，取消500余種藥品的最高零售價，其實是回歸市場規律。如果撇開以藥養醫的體制性背景，取消最高零售指導價，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在于，低價藥的生產與流通能夠按照價格信號合理進行。以往“降價死”怪圈之后，低價藥品貼新牌重新高價入市的局面將有所緩解。對一些底層民眾而言，低價藥在市場上的正常存活，無疑是利好。
在放松對低價藥的價格控制之后，低價藥會否全面漲價?這樣的擔心其實多余。在目前的醫藥市場上，低價藥品大多是可生產企業多、競爭激烈的藥品。執行最高指導價，看似限制了低價藥的漲價幅度，但由于價格信號受到干擾，在一次次的降價行動中，遭遇漲價天花板的低價藥由于利潤壓縮逼仄，生產企業往往失去生產興趣，要么將低價藥換個品牌重新高價入市，要么干脆放棄微薄利潤，造成反向的市場淘汰。取消最高零售價，其實是進行市場松綁。放開價格控制，對成本敏感的低價藥藥企而言，自然會在競爭中形成平衡了利潤與價格競爭優勢的藥品價格。
當然，必須直面的現實是，目前的醫藥體制并不成熟，且存在不少積弊。保障低價藥生產供應面對的挑戰，最核心的便是以藥養醫的體制。取消低價藥最高售價，只能說是在生產和流通層面，理順了低價藥的價格關系，至于消費層面，或者說低價藥能不能順利地進入患者手中，離不開醫院和醫生這一環。如果以藥養醫格局未能觸動，醫院藥品的招標采購目錄和醫生的處方單上，低價藥的身影可能會依然少見。
還得看到，低價藥的競爭雖比較充分，但由于取消最高零售價的只是一部分，價格控制對整個低價藥市場而言，還有多少應該剔除的消極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而置于整個藥品生產流通市場來看，低價藥與高價藥間的競爭，所面臨的政策壁壘可能依舊不少。政府物價部門在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后，必須在監管層面牢牢把關，對價格漲跌幅度較大的低價藥品的市場動態及時摸排。
總的來說，取消低價藥的最高零售價，是理順醫藥市場、降低就醫負擔的第一步。而“降價死”呈現出的對政策善意的背離，也在提醒著醫改要在市場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于此而言，在此輪政策調整之后，醫藥領域還有多少可以而且應該松動的價格控制，應該是新一輪醫改必須直面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