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資委遴選國投公司、中糧集團、中國醫藥、中國建筑、中國節能和新興際華集團等六家央企，在國有資本投資試點、董事會制度、混合所有制和紀檢派駐等四個方面展開試點。由于國資改革的總體方案尚待字閨中，試點央企均屬競爭性領域，壟斷未破題，及四項改革試點方案原則性強而缺乏細節等，引發市場爭議和疑竇。
中國國企改革無疑是一場馬拉松，自1980年代中后期至今，國企國資改革一直行走在“摸石頭過河”的路上，不斷“開花”卻總未能到達“未許之地”。以目前匡定的四項改革試點內容為例，這些都非新領域：如絕大多數國企實現拓撲式集團層級化，顯示國企母公司已多是一個個控股投資公司，即國有資本運營的框架大都已近似地搭建而成;又如混合所有制，原則上所有上市國企都屬于混合所有制;又如董事會制度，自2005年就開始試點運行外部董事制度，以試圖構建現代公司制度。然而，過去一系列的國企改革雖都有階段性成效，但離決策層和市場的預期依然隔著一道門窗，無限接近但卻從未接近。
當前以混合所有制為核心的國資國企改革等，社會資本多采取看多不做多之觀望態勢，應引起決策層和各級國資委的慎思。畢竟，社會資本的觀望反映目前國資國企改革在體制和機制設計上依然沒有完全放開手腳。
這方面國資部門的人士認為，改革似破非破源自新的國企分類等頂層設計尚未成型。但說白了，這是一個改革擔責和改革魄力問題。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以管資本為主的新定位，已穿透出決策層傾向于按市場規則用資本說話配置國資布局，淡化了以所有制為主的身份劃界思路。畢竟，何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關鍵領域、戰略新興領域等，是一個動態而難以捕捉和量化的概念。
當前決策層明確以管資本為主的改革新范式，內含兩大新意：一是構建出資人市場新機制，一是打破所有制式身份定位。前者是探尋各級國資委與國有資本運營公司間的職權定位，研究所有權代理新范式，即國資委成為國資出資人市場秩序的護衛者和規則制定者;后者則是打破所有制的身份束縛和國企壟斷，全景式地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戰略布局為主旨，真正通過出資額行使相應職權和承擔有限責任，以構建真正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
換言之，推進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改革，可探尋國有資本的基金式管理思路：國資運營部門以出資額提名董事，且僅限于在董事會表達訴求;抑或有條件地把部分國有資本換成擁有特定表達權的優先股，國有資本運營部門主要負責國資布局和保值增值，在更廣域的市場實現資本的有效配置，真正探索以資本監管為主的新國資管理體系。
總之，國企問題的病灶是委托代理鏈條過長，不僅在所有權上存在委托代理成本，在經營權上也存在委托代理風險。而國資改革若能真正聚焦于國資領域，探索國資管理新范式，而非拘泥于主導混合所有制企業的運營，國資改革方能有效消除社會資本顧慮，壟斷也將不再成為國企保值增值的專利，社會資本也將不會視混合所有制等為向國企輸血的黑洞，從而最終為不同所有制同舟共濟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