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上午，被罰款2萬元的專車司機陳超站上了原告席，被告則是開罰單的濟南客運管理中心。陳超并不是唯一被罰款的專車司機，卻第一個因此站上原告席，該案因此被貼上“中國專車第一案”的標簽。然而，庭審焦點并非公眾所關心的“專車是否合法”，而是陳超是否使用了專車軟件以及是否收費。因爭議較大，法庭并未當庭宣判。陳超的律師李文謙在庭審后告訴記者，有信心勝訴。(《新聞晨報》4月16日)
陳超是否勝訴，尚難預料，但他被罰后并未自認“倒霉”，而是果斷采取法律手段維權，這值得關注。該案被稱為“中國專車第一案”，或將因其獨特價值而被載入大眾記憶中，甚至成為專車存亡的參照性因素。
陳超在庭審后表示：“今天這么多媒體與網友關注，我覺得無論官司輸贏，我已經達到了‘撞擊’的目的。”誠然，其個人行為雖有自利的目的，但已具有公共價值。依其一己之力，即便達不到“撞擊”的目的，起碼也可引起更多人關注此事。
具體到此案，陳超的專車實系私家車，開專車只是兼職，但專車并非黑車，因為他找了一家租賃公司掛靠，而且上了專車公司網站申請審核并接受培訓。目前，除了濟南，還有一些地方明確叫停專車，稱“滴滴專車屬于非法運營”。今年兩會上，“專車”也成為代表們的熱議話題，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表示，無論是打車軟件還是專車，交通部的態度是：“鼓勵創新，規范管理。”還成立了出租汽車行業改革領導小組，初步形成了改革的指導意見。
“專車第一案”顯然不可能決定我國專車的未來，但至少再度提醒各方進行思考：
一是如何理解“互聯網+”?專車顯然是“互聯網+”的產物，對這種新業態，是一棍子打死還是敞開門?即使不能敞開門，能否留條縫，而不是置之死地而后快?
二是如何滿足公眾需求?但凡坐過專車的人，大概都留下了比較愉快的印象，因為不僅車況較佳，而且司機的服務尤其值得稱道。在打車難的背景下，專車自有其存在價值。
當然，也有人擔心乘專車有風險，比如事故賠付難，或者根本找不到人。這種擔憂并非多余，但可化解。據陳超透露，他在培訓的整個過程中都感覺到很專業：“比如車子必須是3年內的中高檔車，要有足夠金額的保險，司機要有3年以上駕齡。甚至連細節也不放過，比如上車、下車每句話該怎么講，車里要備紙巾，還要有礦泉水，等等。客人還可以在網上對司機作出評價。”這說明，專車確非黑車，而且提升了出租車市場的專業服務水準。
時代在發展，總有新生事物冒出來，這是抗拒不了也遏制不住的。專車即使輸掉今天，也會贏得未來，因為它迎合并且滿足了民眾的需求。上述報道中，陳超其實是從專車乘客變為專車司機的，第一次坐專車就顛覆了他對服務的認識，“車準點到，上車前司機幫著開門，幫拿行李，還遞上礦泉水、紙巾，車開得很穩，說話和氣，這在普通出租車上，簡直不可思議。”筆者和身邊很多朋友也都喜歡打專車，一是極其方便，二是服務優良。有了這兩條，足矣。
誠如專家所言，技術的進步是無法阻擋的，由技術的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經營方式的變革不應受到法律的阻礙;公眾為獲得更好的出行服務而叫專車是一種合法性需求，政府必須慎重考慮有沒有必要對此進行管制。政府不是不該監管專車，但這種監管應該有尺度、有分寸，既要監督又要管理，更重要的是服務。不妨考慮確立基本的監管規則，并且多聽聽乘客、專車車主乃至出租車司機等各方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