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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2-02 唐學鵬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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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許是中國和歐盟經貿關系最微妙的時期。此前，中歐的貿易摩擦和不快雖然也很醒目，但還是藏在中美之后。而對中國人來說，美國是施壓的策源者：不僅僅在人民幣匯率問題、金融開放、知識產權以及反傾銷制裁，而且在國際政治領域它也充當了令人不快的角色。而歐盟，為了照顧東歐和南歐的一些(歐盟內部)經濟不太發達國，在中歐紡織品貿易(鞋業)談判上態度較為專橫。但總而言之，它的面孔是親善的。
但這種相對較親善的經貿局面并不是長久的，也許今年將是一個拐點。中國在2006年從歐盟身上獲得了917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比2005年701億美元增長了近31%。其中，中國對歐盟出口達到了1820億美元，比2005年提高了26.6%；對歐盟進口為903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了22.7%。用延續的眼光來看，中歐之間的貿易順差呈現出加速擴大，而且其擴張的速度要比中美快。這里面隱含的意思是，中歐貿易順差問題將會升級。
實際上，中歐相對親善恰恰是因為美國。在中美歐三者中，美國是巨大的逆差國，歐盟則大體保持了貿易平衡，中國是巨大的順差國。試想一下，如果今年美國經濟滑坡得厲害，必然會大幅度降低進口，歐洲對美國的順差將會減少。如果中歐之間的貿易順差繼續擴張的話，很可能歐盟無法維持其大體平衡的貿易地位。再加上歐盟擴張，吸納了不少不富裕國，這些歐洲不富裕國家跟中國的產業結構相近，但它們的成本競爭力又遠遠不如中國，中國商品的涌入將加劇它們的失業。于是，這些國家將充當“懲罰中國”的急先鋒。可以預見，歐盟將在匯率問題和勞工成本問題上加大糾纏力度。
另外，美元貶值的勢頭似乎還將繼續，而且美國人已經從美元貶值中看到改善外部失衡的甜頭。例如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經濟學家Linda Goldberg和Cédric
Tille就認為，美元貶值具有一種不對稱的效應，同一般經濟體(例如英國和阿根廷)的貨幣貶值規律恰好相反。一般經濟體的貨幣貶值不會帶來迅速強勁的出口增長(會帶來緩慢的出口增長)，但卻帶來國內進口需求的急劇萎縮。但是，美元貶值則會帶來強勁的出口增長，同時國內的進口需求還能基本上保持不變。而且，每一輪美元貶值都推動了美元成為更大范圍國際貿易交易的計價工具，也就是說，美元的計價區間反而擴大了，抵消和限制歐元區的“軟實力”。這個結論看上去有點不可思議，但在實證上卻是存在的，這是因為美國出口推動了其他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它的作用遠遠大于美國進口帶來的此項效應。
美元繼續性貶值將會攪亂正常的國際秩序。將矛盾和問題都拋給了那些忠于匯率穩定職責的國家，例如歐洲和中國。美元大幅度對歐元貶值，相較之下，美元對人民幣貶得不是太多，結果造成了人民幣對歐元實施了“間接性貶值”(最近人民幣對歐元也進行了部分升值，意在緩解這種局面)，這無疑將會添加歐洲對中國的惱火。
通過中歐和中美之間的談判，我們可以觀察到：歐洲的曼德爾森模式跟美國的保爾森—伯南克模式有著顯著的差別。保爾森—伯南克模式是華爾街式。華爾街喜歡自由投資(自由投機)、風險、不確定性(波動性)、市值蒸發、狂喜與淚水，以及豐富的矛盾性。中國的貨幣、公司股票和債券都給予華爾街投機的想象。而中國喜歡的關鍵詞是“穩定壓倒一切”，“確定性可控性”，“市值穩固”，“風險適中”。保爾森承載了這種華爾街式的想象，但是他又明白中國人的需求，他開始采用一種交換式的策略來進行調和矛盾：他贊同人民幣匯改的漸進，但美國人必須獲得長遠的金融進入和自由投資許可，以及對中國衍生金融產品的運作權力。
曼德爾森模式是一種平衡性模式。歐洲關注的是內部失業率，而不是它國的投機率；關心的是歐洲內部的整合，而不是同外部世界的黏性；關心的是貿易賬戶的平衡，而不是華爾街式的金融擴張；關心的是工會的壓力，而不是資本家的貪婪。
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比歐洲的靈活性要大得多，美國人對中國的“翻臉”可能只是權宜之計，而歐洲對中國的貿易“不敬”則可能是一種長久的姿態。也就是說，歐洲如果跟中國發生劇烈的摩擦，其圓滑的彈性程度要低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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