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藥品降價將原本由消費者承擔的成本轉嫁到制藥企業的頭上，在無法改變降價事實的情況下，制藥企業將矛頭轉向醫療機構，要求其共同承擔改革成本就再自然不過了。
4月9日，國家發改委宣布下調188種中成藥價格。就在這次降價令發出之前，上周，久困于“以藥養醫”體制的近百家藥企再度出擊，第二次上書國務院反映“以藥養醫”的弊端并建議對其進行改革。（北京商報4月10日）這也是繼3月初全國百家制藥企業（包括魯抗、石藥等國內制藥業巨頭）上書國務院要求停止藥品降價、改革“以藥養醫”體制之后的再度建言。根據國家發改委3月份公布的統計數據：2006年我國醫藥行業累計虧損企業1368家，行業虧損面為22.62%，這些企業累計虧損44.63億元，同比增長27.37%.醫藥行業盈利能力的大幅下降已與藥品價格走低密切相關。
對內面臨行業盈利能力下降、虧損面擴大的壓力；對外則面臨藥品價格下調的壓力，制藥企業由此陷入了內外交困的窘境。新一輪醫療體制改革尚未真正啟動，“以藥養醫”模式仍在延續，制藥企業與醫療體系原本微妙的博弈平衡未能打破，制藥企業不得不單獨承擔藥品降價的成本，這才是制藥企業屢次建言的根本動因所在。
事實上，只要“以藥養醫”體制存在，醫療機構就有對藥品使用的選擇權，考慮到醫療行業的特殊性，制藥企業和患者幾乎沒有可選擇的余地。而且“以藥養醫”體制還使醫療機構更愿意用高價藥。因為藥價越高，價格加成的絕對值就越大，醫療機構獲利就越多。醫療機構在決定藥品使用方面天然的壟斷地位（統計顯示，醫療機構壟斷了80%左右的藥品消費）決定了它必然會成為制藥企業的尋租對象。
原來未降價時期制藥企業和醫療機構達成的博弈均衡是雙方都能獲得相當的收益，而患者成為最大的“埋單者”。盡管藥品開始逐步降價，但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繼續，必然要保證自己的收益不受損害，那么只能由制藥企業來承擔這筆成本。
由此，在無法改變降價事實的情況下，制藥企業將矛頭轉向醫療機構，要求其共同承擔改革成本就再自然不過了。
中國醫藥企業管理協會向國務院上交的《關于改革“以藥養醫”機制的建議》中曾指出，目前全國醫院每年的藥品加價獲利收入達500多億元，醫院和醫生每年從醫藥企業獲得的“公關費”和“回扣”也有數百億元。也就是說，每年“以藥養醫”的金額高達近千億元。因此，醫療機構至少應當承擔藥品價格下降的部分成本。
醫療體制改革以及制藥企業、醫療機構和消費者這三方市場關系的重塑應當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三方之間合理關系，通過市場化的競爭機制優勝劣汰，以提高整個體系的運作效率。而改革的關鍵無疑是破除相關主體的壟斷地位，建立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首當其沖的便是醫療機構。
但是鑒于醫療行業的特殊性，其特殊的壟斷地位很難動搖，因此轉而限制其尋租收益便成為替代策略。
筆者看來，可以考慮的策略是將基本醫療保障和高端的醫療服務分離，基本的醫療保障由政府財政支持，越過醫療機構實施統一的采購計劃安排，防止醫療機構從中尋租牟利；高端的醫療服務則完全交由市場競爭實現，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醫療服務，醫療機構作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不可能讓制藥企業對其尋租，最終損害自身的形象和利益。
誠然，藥品價格下調可以部分程度上緩解患者的醫療費用，社會效應較為顯著。但一方面，制藥企業可以通過改變產品規格，淘汰低價藥品的方式應對國家的政策，在國家與制藥企業的“貓鼠大戰”中，國家則始終處于滯后的狀態；另一方面，由于“以藥養醫”體制弊端沒有破除，單純的降價還有可能惡化制藥企業的生存環境，既不利于醫藥行業的健康發展，也不利于醫療衛生事業的改革。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金融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