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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通過確立出口主導的產業政策打開了東亞外向型的經濟增長之路后，接著80年代亞洲“四小龍”又成功地續寫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的驚人篇章。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東南亞的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更是在此之上，發展了外商直接投資拉動出口的強國戰略，縮短了經濟騰飛所需要的時間。到了今天，經濟騰飛的主角轉到了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市場優勢和大規模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的發展，再加上非常好地吸取了東亞成功的經驗，中國再次展現了超乎尋常的經濟增長表現。
但是，除了中國目前還處于一個繁榮的階段(目前這一判斷存在爭議)外，上述所有國家在經濟繁榮(靠實體經濟的支撐)的后期，都先后經歷了程度不同的資產泡沫(比如股市和樓市等)和金融危機。究其原因，最主要的還是東亞國家缺乏一個有效運營制造大國所創造的龐大儲蓄(資本)的國內金融體系。結果，殘酷的競爭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出于規避成本和風險的動機撤離國內市場，而國內脆弱的金融體系又濫用國內寶貴的儲蓄，去追求高收益高風險的金融投資。于是，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就不得不過分地依賴國外短期的銀行貸款。由此所產生的“幣種不匹配”和“期限不匹配”的雙重高風險的融資結構，必然在固定匯率的環境中，經不起投機資本利用不斷開放的金融環境所進行的“套利”沖擊。出于防范金融危機再次困擾東亞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年來東亞金融合作，也緊跟經貿合作迅速發展的步伐，產生了很多實質性的新變化。
亞洲金融合作的艱難性和有限性，再加上本國在制造業競爭中所處的“對外依賴”的地位，使得各國政府自然地會產生通過發展自己國家的金融體系，至少通過增加金融服務業這樣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競爭力，來爭奪亞洲的金融主導權。尤其是最近，亞洲各主要制造業大國中的大都市，比如香港、新加坡、東京、上海、首爾等地都鮮明地提出了具體的建立亞洲乃至世界的國際金融中心的設想和實施計劃。一場“暗地里”爭奪亞洲金融主導權的激烈競爭，正和“外交上”推進金融合作的政府對外戰略一起，并行展開，勢不可擋。
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合作是為了不重蹈覆轍，因此，它有很多雙贏的基礎；而金融主導權的爭奪似乎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國家的未來利益，甚至經濟安全的目的出發。不過，金融主導權爭奪的過程中有很多燙手的危機陷阱，稍不注意，不僅會喪失金融主導權爭奪中辛苦所“搶占”的領先地位，甚至可能將自己多年打造出來的實體經濟的強勢一瞬間化為烏有。總之，金融主導權的爭奪雖然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但是也是考驗各國政府智慧和調控能力的生死之關。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