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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國家非常重視社會建設，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存在一些疑問:我們要投資于社會建設，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多年以來財政的錢用來投資、辦企業，這個成了習慣了，如果用來解決養老問題、福利問題、貧困群體的生活問題、孩子上學問題，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呢？我這個投資能不能收得回來呢？如果收不回來，GDP是不是就會掉下來呢？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為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我想我們需要研究一下財政投資的方向是由什么來決定的，財政投資的規律和什么是一致的。我們以往多年的歷史證明，財政投資方向和我們生產階段、社會階段、產業發展水平、消費結構都有密切的關系，并不是任何時候都直接辦企業、上項目，效益就一定好。當我們處于解決溫飽問題階段的時候，大體上這個階段的產業結構是以發展低端制造業為主，解決溫飽問題。大家回想一下八十年代前期的時候，吃飯問題、穿衣問題，要買一輛自行車還要排隊、排號，相應產業結構就是低端制造業。那么增長方式呢，也是比較粗放的增長方式，那個階段很難避免出現拼資源、拼人力、高能耗、高污染的狀況，有一定的必然性。那個時候的投資主要是直接投資于經濟，也就是說財政的錢可以直接拿來上項目、辦企業。
現在我們進入了全面小康階段，那么全面小康階段的產業結構，就不再主要是低端制造業了，而是要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的產業、服務業等等這樣一些產業。經濟增長方式也要求是低成本、高收益、高質量的增長，在這樣的一個階段我們可以通過投資于社會建設、社會福利、社會安全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增強社會消費能力，反過來促進就業或者是產業的發展。投資于社會建設，恰恰是全面小康階段和產業升級的要求、消費結構的要求，是和生產與消費密切相關的一種新的投資方向。那么按照這樣的一種投資方向，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新的產業結構里，那種帶動經濟增長的增長點開始發生變化。在世界范圍內，利潤最豐厚的產業已經不僅僅是低端制造業，甚至某種意義上講也開始不再是一度利潤很豐厚的電子產業等等了。這些年在世界投資市場上，利潤最豐厚的產業，是醫藥、醫療設備等這樣一些產業，恰好是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滿足人民的健康需求、更高水平的需求相適應的這樣一種產業。在我們國家，像東部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所謂朝陽產業，也在發生變化。例如旅游業、文化產業、婦幼保健業、老年服務業，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二點，強調解決不公平問題會不會降低發展活力。一些人擔心社會活力會不會降低，確實，我們以往的經濟增長，高速的經濟增長和社會差距的拉大是相伴隨的，這種相伴隨的現象并不是說就成為一個因果關系，兩個相伴隨出現的現象，未必就一定是因果關系，也就是說你不能夠從理論上證明只有不斷地拉大社會差距，經濟才能夠發展。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發達到一定的程度，都在縮小社會差距，都在解決社會公平，人家的基尼系數比我們低得多，所有的發達國家，目前除了美國之外，基尼系數統統低于0.3。歐洲很多國家，甚至是0.1、0.2。你不能證明人家的經濟都垮了啊，沒有這樣的事情。
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并不必然地需要靠拉大收入差距來支撐，這不是一個必然的聯系。從我們國家現在的發展需要來看，我們比較迫切的需要是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增強人民的生活品質，使大多數人能夠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可以繼續增加社會的認同感，調動大多數人的發展積極性。也就是說，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可以通過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辦法激發社會活力，少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其他人，那么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階段，光靠少部分人帶動是不夠的，必須讓大多數人都成為獲益者，都能夠從發展中獲得好處，這樣大多數人才有積極性，才可能完成全面建設小康這樣的任務。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