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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14 作者: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系博士生 李春頂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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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嚴峻的通貨膨脹，一面是日益下滑的經濟增長形勢，面對如此的情景，宏觀政策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抑制通脹呼喚更為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組合，而維持增長則需要放松銀根和積極的財政相互配合。
我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正迷失于兩者之間，取舍和進退兩難，成為市場研究者們一直喋喋不休的話題。有觀點認為，我國的宏觀政策已經緊縮過頭，岌岌可危的中小企業以及難以為繼的房地產市場正威脅著經濟的增長，而涌動的國際熱錢亦虎視眈眈于隱患中的金融市場。如此，近期的相關研究對于增長的重視和對于財政貨幣政策的“松綁”呼聲被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里，支撐“松綁”的理由，一是企業的艱難困局客觀上需要相應的扶持；二是國內的通脹形勢似乎有所緩和。證據是有關部門透露，6月份的CPI指數將有所下降；三是涌動的熱錢須以松動的宏觀政策來疏導和化解；四是當前的通脹具有輸入型和全球性特征，國內政策似乎難以奏效。
實際上，所有理由背后的真正本質因素，在于研究者們對于增長的擔憂。中國經濟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讓世界刮目相看，也因此創造了“中國奇跡”，在既有的成績之下，我們驚恐于速度的放緩，不再滿足于一位數的增長率。
誠然，經濟增長確應置于宏觀調控三大目標之首，但在通貨膨脹肆虐的年代，尤其是當經濟增長依賴和內生于通貨膨脹的時期，抑制通脹應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縱觀當前我國的通脹形勢，是國內外因素合力的結果。國內主要源自于流動性過剩，其源頭是投資過熱以及國際收支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國際因素則是國際油糧價格上漲推動的全球性通脹局勢，其源頭是美元貶值以及發端于美國的次級債危機，而其進一步的源頭又是美國多年的“雙赤字”形勢以及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國際收支逆差。所以此次通脹是一個累積效應的總爆發，其影響還遠未結束。
內外因素糾集的結果預示著此次通脹異常復雜而難以治理，一旦稍有疏忽引致通脹肆行，恐怕經濟增長難以獨善其身。首先，增長的實現主要依賴于出口、投資和消費“三駕馬車”，而此三者面對通脹幾乎毫無免疫力，故而通脹侵擾下的增長實難以持續和健康；其次，通脹直接關系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直接關系人們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很難想象一個沒有穩定環境的經濟能夠取得增長的突破；再次，比通脹本身更可怕的，是通脹的預期，預期一旦形成，扭轉的代價是高昂且難以承受的。所以，可以認為，我國的經濟增長嚴重受制于和內生于通貨膨脹，在一切通脹面前，經濟增長應毫無猶豫地讓位和自我犧牲。
那么“松綁”倡導論者的論據是否能夠成立呢？其一，企業的危機實際來自于多方面，其中，國外的需求下降和國內經濟的轉型扮演了重要作用，而緊縮政策并非是罪魁禍首，所以單方面的宏觀政策“松綁”難以奏效。其二，單月CPI的下降具有滯后效應，輸入型通脹的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故而更大的沖擊還遠未到來，此時放松銀根后果可想而知；其三，熱錢的擔憂難以成為借口，國際熱錢對于中國的垂涎更多的來自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緊縮性政策和利率倒掛不可能是熱錢涌動的罪魁禍首，相反，一旦通脹形勢惡化，熱錢的急劇退出反而會形成更大的沖擊和危害。
如此，在當前中國的形勢下，治理通貨膨脹應堅定不移地視為宏觀調控的第一目標，只有在穩定物價的前提下，經濟增長才能被優先考慮。而一切對于通脹的徘徊和猶豫，以及看似對于增長的關注都是一種短視行為，需要堅決地剔除。
對于下一階段的宏觀政策來說，治理通脹任重而道遠，切不可讓增長偏好慫恿了通貨膨脹的脾性。筆者以為，我們需要的是更加緊縮的貨幣政策以及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上，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應雙管齊下，央行加息應果斷立行，不宜左顧右盼而錯失良機；財政政策上，不要讓價格管制扭曲了市場的作用機制，不要企圖以保護和補貼來挽救垂危中的企業。中國經濟正值結構轉型之際，通貨膨脹的形勢亦處于緊張之中，我們應收起增長的偏好和GDP“錦標賽”式的追求機制，以犧牲短期增長為手段和代價，打好通脹攻堅戰，以確保實現經濟的長期健康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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