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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與中國經濟面臨嚴峻的不確定性，由于東部沿海一些制造企業陷入困境，而新的經濟增長點并未形成，對經濟下行的風險超過對通脹的憂慮，要求放松調控的呼聲越來越響。
最近頻頻召開的中央經濟形勢座談會似乎印證了這一點。中共中央7月21日上午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錦濤就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6點要求。第一點就是全力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在“有效抑制物價過快上漲”之前。而央行27日公布貨幣政策委員會今年第二季度例會聲明，聲明未提及該行去年12月起所采取的從緊政策立場，市場猜測，這意味著將來的貨幣政策將更側重于保持經濟增長而非抑制通貨膨脹，宏調經濟政策的拐點已經來臨。
調控不是松緊帶，想緊就緊，想松就松，關鍵是，通過調控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推進市場配置的有效性，使我國有限的資源用到刀刃上。
到目前為止，我國的調控手段依然患有嚴重的行政依賴癥，發改委是宏觀調控的主要領導部門，而原本應該最為靈活的信貸市場，央行、銀監會的調控卻充滿行政色彩。如我國的信貸緊縮政策，從信貸總量調控，到實現按季按月檢查，甚至對于具體行業都有詳盡建議。如此調控之下，銀行既喪失風險控制的自覺性，也喪失了優化配置資源的動力，所有的資源都向大項目、大公司集聚，一輪調控之后，行政對于經濟的主導力量就強化一次。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現在宏觀調控容易造成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局面。調控沒有成為經濟結構改變的契機，從行政主導權到市場之間的路，越來越遠。
這就使得我國經濟出現兩張皮現象。本輪調控出現的困局，當然有國際國內各種復雜的因素，但經濟兩張皮現象，卻值得我們認真反省。
我國上半年投資額上升，政府支出增加，民營企業卻普遍嗷嗷待哺———我國的直接、間接融資市場均受到嚴格管束，為了解決生存危機，民企只能剜去心頭肉，來補眼前瘡，走向民間高利貸融資之路。“高利貸融資是找死，不融資是等死”，這句話形象地反映了企業的心態。可見，在公開的融資渠道與民間融資渠道之間，這兩張皮之間存在巨大的利息落差，一些國有企業可以高價收購商業地產，而民企卻由于公開融資渠道被堵死，不得不支付高利率，同時向承擔法律與信貸風險的債權人另外支付一筆風險溢價。
如此行政調控的結果就是，市場經濟運行成本急劇高漲，而政府的資源為了降低風險，源源不斷地流向大企業，大企業背后的政府隱性擔保成為銀行考慮的首要因素，企業的經營效率反而可有可無。央行遲遲不加息，控制信貸，表面上是為了降低通脹、阻止熱錢、減少企業成本，但實際卻是社會實際利率上升，企業成本增加，熱錢逐利而來，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熱錢大量增加，說明匯率與實際收益才是熱錢關注的基本問題。事實上，擅長貨幣市場套利的索羅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指出他主要看重的指標是匯率。
調控的行政色彩并不局限于銀行的信貸與利率政策，以信貸為例，只是說明市場資金需求與我國金融業滯后之間存在內在的巨大沖突，造成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
重要的不是調控政策是緊是松，而是調控之后經濟向何處去。如果調控對資源的優化配置有利，可以促進優質、高效的企業并購低效企業，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優質、高效發展，那么，這樣的調控緊一些何妨。如果調控使大企業獨得資源，使優質企業失去資金血液，那么，這樣的調控即便很松，仍然對經濟有負面影響。
我們有必要跳出宏觀是緊是松的爭論框架，而著眼于出臺有效的政策使我國的優質企業可以脫穎而出，如允許大規模建立民間信貸機構，如鼓勵私募股權投資，使專業人士挑選真正優質的企業，發展獨立的中介機構，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走上正確激勵的軌道。否則，調控的結果可能只是暫時降低經濟熱度，而對于改變經濟結構、鼓勵市場內生動力等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利好因素沒有什么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