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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經濟有可能因為實體經濟跟著金融危機跳水而步入寒冬的時刻，中國經濟將經歷一個較為困難的調整期。因此，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防止出現大的起落，既要明晰中國經濟面臨的實際困難，更要找準制約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不是依靠減稅、退稅、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擴大內需等幾個藥方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困難，防止經濟出現大的起落，關鍵要靠制度的持續改進與技術的不斷進步。
經濟制度改進空間很大
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好的市場經濟是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邁向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一直在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進，并且用自己的成功實踐證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可以相互結合，相互適應的。中國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是不以私有化為前提的，產權也未明晰，并且政府一直主導著改革的進展，保持著對經濟的深度干預，這與“華盛頓共識”關于轉型的經濟理論是背道而馳的。但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對世界經濟理論的貢獻。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轉軌過程中依然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沒有解決。有利于資源有效利用的現代市場體系和相關的配套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還不能有效地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同時，由于經濟轉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的工程，要實現經濟順利轉軌，必須使改革的各個環節相互配套，相互適應。
一個體制中的各種制度具有戰略互補性，某一項或幾項制度發生變革，其他制度要么進行相應的變化，要么就會與新制度不相配合，對新制度的實施產生阻礙。特別是傳統體制在改革中形成錯綜復雜的利益制衡關系和格局，從而給改革的推進和深入設置了種種障礙和阻力。因此，盡管市場經濟制度已在逐步完善，但反對市場經濟制度改進的阻力依然很大。經濟結構的優化，內生的技術進步，集約增長的科學發展在絕大多數地方都沒有實現。
防止中國經濟出現大起大落，必須盡快破除制約改革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著力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要加強法治建設，以約束政府和“經濟人”的行為。使得政府不易侵犯產權和限制企業的自由組建和發展，防止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保護產權和合同、法律的執行，維護市場競爭。如果能夠通過完善法治，強化責任政府，營造一個公平和公正的市場經濟環境，則今天中國經濟領域里的一些突出矛盾將會迎刃而解。
以技術進步提高投資效率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自于政府為主導的投資，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以及部分新興工業化國家，使得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這種效率低下，“殺雞取卵”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難以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更進一步惡化了資源供給條件。
目前，中國工業部門的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70%以上，而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的能源消費，又占整個工業終端消費的70%以上。這些高能耗產業的增長盡管拉動了GDP的增長，但對于主要能源人均擁有量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國來說，不啻于飲鴆止渴。雖然去年中國取得了高居世界第一的經濟增長速度，但付出的代價也一點也不低。統計資料顯示，去年中國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約為7%，卻消耗了相當于全球總產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這樣的反差只能說明兩個事實：一是在世界整體經濟結構中，中國依然處于產業分工的下端，高能耗、重污染、低技術、低產出的基礎產業，依然占據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產業中，中國資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遠遠落后于世界先進國家。以單位GDP產出能耗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來說，中國與發達國家差距非常之大。若以日本為1，德國為1.5，美國為2.67，中國則高達11.5。投資效率的低下使得中國每增加1億元GDP所需要的投資高達5億元。
投資效率低下恰恰為中國經濟提供了改進空間。因此，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適時進行產業調整，控制重化工業投資，降低消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早日形成有利于節約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已是刻不容緩！在產業發展導向上，一方面，要通過嚴格控制與新型工業化道路背道而馳的高消耗、高投入、低產出的粗放型產業發展，抑制對大宗初級商品的過多增量需求；另一方面，要引導企業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積極鼓勵符合新型工業化道路要求的低能耗節能型工業的發展，運用高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將此前以高能耗、低附加值為主要特色的傳統工業改造成為低能耗、高附加值的新型工業。力求通過產業調整與技術進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運用配套的貨幣政策，抑制投資過熱，從而消除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的生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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