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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昨日上午在北京舉行，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和美國財政部部長保爾森作為兩國元首的特別代表共同主持下，雙方圍繞“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伙伴關系的基石”的主題，就管理宏觀經濟風險和促進經濟平衡增長的戰略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從對三大問題的分歧點上，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此次應對危機的姿態和其他當年發生危機使得新興市場國家不同，不是被動地從國內市場上去尋找問題，謀求變革，以此提高自己今后抵御風險的應對能力；而是主動向危機的發源地而目前依然控制貨幣主導權的美國，提出我們的質疑和謀求其變革的呼聲。這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可以看出：
眾所周知，人民幣匯率改革、金融市場開放和產業結構調整一直是中美戰略對話的焦點，這次更是不例外，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對其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布什政府又十分希望借助此次的中美戰略對話機會，能夠在以上的議題對話中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為美國社會留下一個較好的印象。按照以往的慣例，中方在戰略對話前后，都會在某些方面做出較大的配合性變革。比如，加快人民幣增值的步伐，提高QFII投資的額度等。但是，這次卻完全不同，根據危機的特征和中國經濟自身發展的需求，我們卻做了主動性的靈活調整。
首先，人民幣匯率加大了與美元的脫鉤程度。因為美元在這輪“現金為王”的流動性恐慌中被異常地“托”起來，人民幣如果再繼續跟著不符合基本面的美元走勢一起攀升下去，就會嚴重影響到中國政府刺激內需的政策效果，就會讓目前還不具備世界貨幣的人民幣匯率過多地去承擔美國次貸危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所以，在目前這一階段，中國政府的匯率改革方向就不能和前一階段那樣為緩和國際收支嚴重失衡所造成的人民幣匯率增值壓力再做出加速升值的運作。
其次，維護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前提條件，是美國政府對當前流動性危機“負責任”的處理姿態和處理效果。如果美國政府不能盡快控制美國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動蕩，那么，盡管中國政府的巨大外匯存量目前無法在美國市場上進行有效的優化處理，但是，中國政府今后還是會和其他國家與地區一起去加強合作或不斷去創造有活力和穩健的多元化貨幣體系，會不斷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國家主權及進貨中資投資機構開放平等的投資渠道。這種“脫美元化”的市場行為一旦在中國市場上被擴大或廣泛的認可并被使用，那么，美元帝國的脆弱性就會日益顯現，直到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貨幣體系取而代之為止。這也是美國政府最不愿看到的結局。
第三，對外開放資本市場的做法帶來了很多反面的教訓。尤其是這輪危機中，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因為金融開放度過高，而在外資“套現”大撤離的浪潮中出現了股市和匯市大崩盤的局面。因此，跨國的監管體系和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應對的合作機制，如果不盡快健全起來，單純要求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開放金融體系，那么，就很明顯的暴露出美國“功利性”的全球戰略——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上，這種做法是不可能贏得對方國家的認可和配合的。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中國政府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迅速、強勁、務實和求真的決策作風，得到了美國方面的認可和高度贊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國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配合，來改善民生；二是中國政府給支撐市場活力的企業家們松綁解壓；三是中國政府正在為中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陰影創造條件。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政府讓美國公民看到了我們和世界各國一起共同應對危機解決問題的誠意。這也大大加強了中國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話語權和支持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