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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6-09 社論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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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近日在東京落幕，雙方重點圍繞經濟金融形勢、貿易投資合作、環(huán)境能源合作、地區(qū)及國際經濟問題等四大議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并簽署了《關于知識產權保護交流與合作的備忘錄》等8個文件。雙方在信息安全產品強制認證等問題上有待進一步協商。而日本共同社近日報道，中、日、美三國政府高官可能于今年7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首次三國政策對話，就亞洲整體局勢、三國關系發(fā)展前景、氣候變化和能源問題等交換看法。
近兩年中日關系回暖，加上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日雙方具備加強經貿交流與合作、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的政治基礎和愿望。比如，盡管過去一段時間日本媒體連續(xù)炒作“毒餃子事件”，日本進口中國食品的數量曾一度大減，而據近日《日經新聞》報道，今年以來，日本進口中國各種蔬菜增幅超過20%。其中原因包括，由于從中國進口減少，日本本土產品的價格開始上漲，有的甚至翻倍，加上金融危機的沖擊，日本從中國的食品進口隨即大幅增加。此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就政府金融機構的投資合作達成協議，雙方將在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中進行合作，即當兩國的企業(yè)共同中標某開發(fā)項目時，日本國際協力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將建立新的融資和出口信用供給框架。這是中日兩國首次在對第三國的開發(fā)支援中建立此類框架。
中日加強經貿互動，一個更大的背景是東亞地區(qū)日益成為國際政治與經濟的重心。從美國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調整來看，這一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
全球金融危機的不期而遇，終結了美國新保守派對美國政治的主導，這一變動正在演變?yōu)槊绹饨坏娜蛑匦牡闹卮筠D移。布什政府八年執(zhí)政，因為9·11事件而將主要資源投入反恐戰(zhàn)爭，嚴重惡化與伊斯蘭世界與其他一些地區(qū)的關系，陷入兩場戰(zhàn)爭的泥沼，而且在不少美國戰(zhàn)略家看來，布什政府沒有對中國影響力的迅速擴展做出足夠及時和有力的回應。如果沒有這次金融危機，美國新保守派還不至于政權旁落和急劇衰落，但正是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呈現出國際格局可能發(fā)生長周期轉變的端倪，不僅令奧巴馬上臺，更令奧巴馬政府要想方設法應對國際格局的調整可能。
美國金融危機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決定性影響在于，美國在全球的道德權威遭受重創(chuàng)，如果說情報不實事件和關塔納摩監(jiān)獄的虐囚事件嚴重損害伊拉克戰(zhàn)爭的道義基礎，那么美國金融危機則使得從經濟體制到民主體制的整個“美國模式”不再具有以往那種意識形態(tài)權威。這種道德權威的流逝必然從根本上破壞冷戰(zhàn)結束之后所形成的美國單極體系的基礎，從而迫使奧巴馬政府不得不改變布什時期的一意孤行，正面面對此前在拉美等地區(qū)已經出現的美國影響力急速衰退的現實。其中的主要問題是，在美國影響力事實上已經大幅降低的情況下，如果美國仍然以一種強硬姿態(tài)引起其他國家的反感，其影響力是否將衰退得更快？衰退所留下的空白是否會迅速為其他國家所填補？
奧巴馬政府近期已顯示出調整與伊斯蘭世界和拉美等地區(qū)外交策略的大致思路。在拉美區(qū)域，奧巴馬政府開始與拉美左翼政權增加接觸，例如解除對古巴探親和匯款的限制，并準備與古巴展開非正式對話；在今年4月舉行的第五屆美洲國家首腦會議上，奧巴馬與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在開幕式開始前互相問候；亦有巴西媒體報道稱，奧巴馬希望巴西總統盧拉擔任下屆世界銀行行長。在與伊斯蘭世界關系方面，奧巴馬6月4日在埃及開羅大學發(fā)表講話，希望同世界上15億穆斯林有一個“新的開始”，呼吁結束周而復始的“懷疑和爭議”。奧巴馬政府在這些跡象所顯示的方向上能走多遠還要再看（比如，關閉關塔納摩基地的計劃短期內已被擱置），但是美國試圖改善與這些地區(qū)關系的態(tài)勢已經比較明顯。
與這些地區(qū)相比，環(huán)太平洋地區(qū)特別是東亞地區(qū)則相對顯得復雜，熱點問題越來越多，而且美國在這一區(qū)域投入的資源和注意力也越來越多。在今后一段時間內，這一地區(qū)似乎將不可避免成為全球政治的中心區(qū)域，全球格局的演變將集中地通過這一地區(qū)的變化而呈現出來。不過，這一趨勢并不能決定該地區(qū)各方關系的模式，究竟是和其他地區(qū)那樣越來越緩和，還是有可能出現一些大的熱點，還要看各方如何溝通、對話和博弈。
對于東亞地區(qū)多邊關系而言，今后一段時間將是非常重要的探索期，也是格局的調整期，各方戰(zhàn)略的模糊期。但無論怎樣變化，東亞都已經是全球格局的重中之重。無論是中日經貿問題，還是朝核問題，都必須放在這一格局中才能較好地把握。從以往的歷史來看，在這種格局調整期和戰(zhàn)略模糊期，這樣的重點區(qū)域容易發(fā)生重大事件。這種情況下，增加有關各方的接觸和討論比如建立中日美三方對話機制，以及進一步推進中日韓對話機制和中國—東盟對話機制，進一步加強上海會議組織的合作，都非常必要。審慎把握和應對這一時期的東亞格局變動，對于中國把握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遇期而言非常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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