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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叭绾握{薪，CPI確實是應該考慮的因素”邱小平說，有些企業多年不漲工資，有些地區雖然規定了最低工資，但是調節職工工資分配，最終還要靠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條例》可望將這些問題納入法制軌道，屆時，很多企業可能因為這些制度的宏觀調控，會“被迫”給員工加工資了，但是，具體到不同的企業，工資漲不漲、如何漲，還得因地制宜（《東南快報》1月20日）。
對此，毫無疑問的是，基于現有企業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等一些現實情況，以法規規章的形式，從國家強制力層面對涉及社會基本公平問題作出相應規范，可以說是十分必要的。就此而講，《工資條款》的起草，及將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納入職工調薪考慮因素，可以說是一個制度性的進步。不過，工資增長正常機制的確立與實行，如果沒有相關的制度改革配合，結果可能還會面臨一定的體制性障礙。
首先，就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現有的統計方法看，其實從2006年下半年社會對通貨膨脹是否存在的爭論中就能看出，國家統計機關對物價及通脹的認識是以去除糧油等食品價格變動之后數據為標準的，即核心CPI。而相形之下，在職工日常生活中，恰恰是食品價格的變化對生活水平最為重大。所以在此前提下，如果沒有對現行CPI統計方式的改進配套，而仍然沿用原有的CPI數據作為工資增長考慮因素，那結果就很可能與《工資條例》所要建立的正常增長機制要求不相符合。
其次，由于我國地域遼闊，東中西地區的居民基本生活支出指數也存在較大的不同。這也就是說，即使在同樣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之下，不同地區職工工資的收入，同樣的工資會有不同的生活水平，甚至于還可能會有發達地區的相對高工資收入的職工生活會比中部與西部地區低工資收入水平還要低。而這些問題，以如何方式予以權衡，并作相應的統籌兼顧，顯然也不是一個全國性的CPI數據所能解決的難題。因此，這同樣也要有一些相關的地方，甚至于系統性的安排才會使正常工資增長機制具有可行性。否則，說不定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未能解決，由此還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
當然，筆者在此并非是否定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建立。相反，在此真想說的是，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不僅必要，而且還相當迫切。但與此同時，如果沒有相應的體制改革配合，恐怕《工資條例》的實行，或許會有落入紙上談兵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