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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指數的上升對低收入群體的影響最大，我覺得個稅起征點提高的幅度可以適當大一點。”在昨天的一個論壇上，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呼吁再次上調個稅起征點。（4月28日《北京晨報》）
雖然，國務院已于3月1日將個稅起征點由此前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廣州等地也卓有成效，但不到兩個月的今天，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呼聲再起，這似乎并不奇怪，因為我們對個稅起征點的認識依然不夠充分。
單純地、被動地提高一下其數額并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認清：個稅起征點究竟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點。這更加重要。
筆者認為，個稅起征點首先應該是一個動態的點。眾所周知，設立個稅起征點基于對公民人均收入水平、物價水平、CPI增長速度等要素的綜合分析，但這些要素本身卻并非靜止不變的，因而由它們所決定著得個稅起征點，也必須具備變化的屬性，方能科學合理。在此意義上而言，不管個稅起征點定在哪個數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有依據了一個與宏觀經濟要素互動的個稅起征點，我們才能夠隨時在政策層面作出科學合理的調整。
早在新個稅起征點公布之初，便有專家呼吁“個稅起征應與CPI浮動”。“兩會”中，陳凌孚等政協委員遞交提案，主張“建立個稅起征點常規性的年度調整機制，由人大授權國家稅務部門根據當年度最新的統計數據，及時地調整個稅起征點金額”。這些觀點無疑值得我們深思。實際上，在個稅制度成熟的國家，個稅起征點已與物價漲幅等經濟指標掛鉤，實現動態化調整，比如德國，其個稅起征點每年都要做一次微調，以保障公眾收入不受影響。我們不妨借鑒。
稅起征點除了應是一個動態的點，還應是一個具有實質公平意義的點。我們必須承認，拿著GDP總量去推算人均收入，其得出的數據是無信的。實際上，不同地區經濟水平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公民個人及家庭的實際收入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毫無區別的個稅起征點“一刀切”政策，將很難具備實質的公平意義，對一些城鎮低收入群體而言，很有可能會變成“人頭稅”。
具備實質公平意義，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個稅起征點動態屬性的進一步延伸，即不僅以稅收杠桿緩和物價上漲帶給全社會共同的壓力，也要使其盡可能地貼近每一個具體公民及其家庭的經濟狀況，只有這樣，才能切實地維護低收入群體生存、發展的權利。美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標準是：隨納稅人家庭結構及個人情況的不同而不同，撫養孩子、贍養老人的家庭將得到稅收優惠。近年來，國內呼吁“個稅征收應重視公民收入差異性”的呼聲越來越強烈，我們不能無動于衷。
因此，筆者認為，在物價指數持續上升的背景下，許善達先生呼吁再次提高個稅起點是言之有理的，可是，我們無疑更有必要去認清個稅起征點，它究竟應該是個什么樣的點。如果這個點不具備動態的屬性，以及延伸出實質的公平意義，恐怕提得再高也未必令人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