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昨日召開，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30年前，中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改革的大幕，30年后，中國改革之關鍵亦與土地問題息息相關，歷史在一個輪回之后，仍在同一個問題上發問。此時，世界性的金融危機正在威脅全球經濟，美國政府歷史少有的大規模救市被稱為“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海內外所矚目的，是一個大國的經濟如何擴大內需，保證穩定、可持續的增長與發展。改革攻堅所需的時間與空間，仍然著落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上。
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問題，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線索。自1978年以來，農村生產力的釋放與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奔向城市，是中國發展的原動力之一，但現實卻并不如經典二元經濟理論的描述：城市化、鄉鎮化是農村的終極出路。
中國急劇而巨大的城市化，主要是城市的擴張，而不是農村的鄉鎮化。城市的擴張導致耕地減少，甚至危及糧食安全，而農民土地權益卻得不到有效保護，農民與土地的利益關系仍是“妾身未分明”，建設征地成為官商勾結牟取暴利的溫床，盡管我們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政策”，農民在城市化中被索取土地利益的格局并未得有效改觀。大量農民工進城，為城市化作出了貢獻，卻導致農村“空心化”，現存的“城鄉二元壁壘”卻使農民不能平等地分享改革成果：中國經濟創造了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增長9.7%的世界奇跡，但城鄉收入差距亦創30年來最高，如今城鄉居民收入比已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農民負擔增長一度超過收入增長。收入分配的懸殊，直接導致農村內需不足，內需難以擴大，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穩定、可持續發展。
一言以蔽之：鄉村是城市的鄉村，城市卻不是鄉村的城市。30年前農村土地經營權的變革，如今來看，是對平均主義的天然反動，而非出于對市場的尊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村生產力的立時解縛不容置疑，但在現代產權制度上，承包制是一個“半拉子”的產權工程亦毋庸置疑。以前，人們多認為戶籍制度是城鄉二元制的根本障礙，現在卻發現，縱然農民可以自由進入城市，但其宅基地及土地財產權卻仍然留在農村，他們仍然得像候鳥一樣往返，土地財產權才是“城鄉二元壁壘”的根本。
農村土地產權的進一步明晰，必然要求尊重農民對土地財產的處置權，即農民在充分知情、充分自愿的條件下，主體性地實現對于土地財產的支配，以獲取土地財產之上的充分利益。這一點，應不為任何其他附加性的目的替代，也不為效率及大規模集約化的名義強迫與動員。農村土地大規模集約化經營應由農民自覺、自發性地形成，這一個過程不應被破壞，因為破壞之后我們也許不能重建。土地流轉之上的利益，不應為資本及權力的任何暴力以任何機會獲得，這一點必須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否定性地警惕。畢竟土地流通的改革也伴隨著土地兼并的風險，畢竟在動蕩的全球化中，土地將是中國農民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也是他們惟一可以憑恃的財產。
新土地改革是產權的自然解縛，解縛后的結果，由農民主體性、自發性地形成，以還權于民進而實現普遍的還利于民。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加工制造業在全球經濟衰退之下呈現不景氣，初級勞動力回流已迫在眉睫之時，我們期待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只是為了打破暫時經濟發展的困局，亦是從根本處著眼，求解現代化中的農民與土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