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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于今日起召開。會議將審議《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已經透露出的信息來看，本次會議將在糧食問題、土地管理制度、農村金融體系、城鄉一體化建設等多方面有所突破。
此次全會之所以值得人們期待，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今年正值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實行了改革開放，由此開啟了中國歷史的新時代。而這場改革，正發軔于農村的聯產承包制。
此后，從農村到城市，從大包干到國企股份制改造，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步步推進，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為中國進一步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和制度基礎。因此，十七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定為農村的改革發展，既是對過去改革的呼應，也是農村改革的再出發。
應該看到，本次全會是在國際經濟環境風云動蕩、國內出現大的自然災害以及經濟遭遇很大困難的形勢下召開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它必然對已全面參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中國帶來比較大的影響。而國內經濟經過30年的高速增長，如今也面臨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難題。面對經濟波動、投資下滑、外需下降以及內需仍未提振等當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經濟和社會如何發展，宏觀調控如何調整，對我們來說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在這樣的雙重背景下，中國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其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實現城鄉一體化以及人和自然的協調發展。而從中國當前的情況來看，突破口之一仍在農村。農村改革仍是中國改革的關鍵環節，農業與農村的發展仍是中國發展的戰略基礎，也是中國從容應對國際經濟波動的基礎。
以內需為例，擴大內需是中國今后發展的一個戰略問題，因為內需不足，長期以來，我們不得不把經濟增長的基點放在政府投資尤其是出口上，這既透支了中國寶貴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造成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也使得經濟發展受制于外部環境。
今年以來，外需的銳減就對中國的出口、中小企業、就業，乃至股市和通脹都產生了很大影響。而內需不足又主要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收入較低，消費能力不足所致。所以，要解決長期困擾中國發展的內需問題，必須首先提高農民的收入，使他們有能力消費。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盡管中國的成就舉世矚目，但城鄉差距卻是越拉越大。
目前，農村發展最突出的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村的基礎設施嚴重不足，文化、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二是農民收入水平明顯偏低，增收難度明顯偏大，農民相對貧困在加速；三是農村勞動力嚴重過剩。要解決上述問題，農村的二次改革就必須在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完善農產品市場、投入品和要素市場，建立農民增收機制，以及開通城鄉、打破二元結構等方面下工夫。
其中，改革的突破口又在于土地、戶口和金融，特別是土地制度改革至為關鍵。正如有學者曾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的，現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土地可以對價取得貸款，農村土地就不行，這使得農民的土地、房屋等財產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資產，從而農民也就無法擴大再生產，只能維持小農經濟模式。
解決的辦法，是須在穩定土地承包的基礎上，使農民獲得可以自己支配、處置的資產和房產，農民才有參加市場經濟競爭的資本和立足之地，也才能把多余的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顯然，耕地的集中和流轉，是中國農業擺脫小農經濟的束縛，進行集約經營的前提條件。
同時，還必須廢除城鄉二元體制，真正做到農民和市民同工同酬，享受同等權利。只有這樣，城鄉收入差距方能得以縮小，農民收入提高了，擴大內需也才有保障。
“三農”問題牽涉到中國的發展大局。不提高占全國人口2/3的農民的經濟文化生活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及參政議政能力，就根本談不上國家的現代化、民主化建設。解決“三農”問題也是解決其他影響中國長遠發展問題的前提。
當然，中國的深化改革不僅僅包括農村的改革發展，它還有更豐富的內容，有著深層次意義上的攻堅任務。包括行政體制改革、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以及金融體制的深化改革等命題，都是需要重點解決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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