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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前幾天重慶出租車罷運之后，海南三亞、甘肅永登現在也出現了出租車罷駛事件，其中也發生了打砸出租車這樣的涉嫌違法行為。事件原因也都與重慶問題差不多，如出租車承包金過高、黑車橫行等。
這當然不是因為重慶出租罷運的傳染效應，說到底，還是由于出租車特許經營體制下的積弊叢生，使矛盾處于一個爆發的節點而已。盡管說，針對罷運這樣的突發危機，目前政府的解決方案，應該說都是比較溫和、理性與有效的。像此前重慶的解決方案就可以為三亞、永登等地提供借鑒。但是，我們更希望這樣的罷運事件不再發生，這實際就需要，新的勞資博弈生態、工人權利表達機制能迅速生成。
畢竟，就算其他地方可以照單處理類似的罷運事件，但社會恐怕也耗不起巨大的資源成本。當事情總是要鬧得那么大，怨氣總要積累到造成公共傷害的程度，這樣的利益主張，即便換得訴求的利益協調，但由于付出巨大的綜合代價，比如，被不法分子利用，公民因情緒過激涉罪，社會資源遭到巨大浪費等等，所以就必須被遏止。那么，在一系列出租罷運事件發生之后，能否催生出足夠理性的談判機制呢？
最近發生的一系列罷運事件，恰恰也說明組織化博弈的嚴重缺失，很容易使相關問題的解決陷入困境。比如，在三亞罷運事件中，按照信訪條例，多人上訪需選派5人以下的代表反映情況，但是那些上訪司機們始終不愿意選派代表與政府部門談判，以至于嚴重影響對突發危機事件的處理效率。出現這樣的現象，說到底，還是現在工人缺乏賴以信任的組織，比如工會并不能真正成為他們的維權娘家。而司機不愿意主動出頭，顯然是考慮到對相關風險的規避。
不論是此前發生的東航罷運，還是最近發生的出租罷運，敏感的“罷工”一詞都被公眾反復提及。其實，無須諱言，既然已經事實地進入這樣的階段，那么，就應該理性地進入到談判程序中。談判解決，是解決罷工問題的唯一出路。重慶解決出租罷運已經提供了這樣的范例。
在當前發生的罷運事件上，我們卻看到司機不愿作為“代表”出現，工會組織也處于某種失靈狀態，由此，從制度層面，來構建一個介于政府、資方、勞方三者之間的良好的談判機制，就應該提上日程了。否則的話，面對突發危機，我們就很難及時取得必須的使各方利益主體都能“保留面子”、“保證利益”的妥協框架。那樣的話，最終也不利于找到相關制度癥結，來解決相關危機根源。 |